基督徒必須投入現世去實踐信仰，教會必須放棄自己的舒適和特權，敢於實踐有別於世俗的價值觀，與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陳健民教授引用他的宗教觀：
Every Christian must be fully human by bringing God into his whole life, not merely into some spiritual realm.
嘗試粗疏的翻譯：每個基督教徒都必須通過「把上帝帶入他的生活」來成為完全的人，而不僅僅是進入某些精神領域。我認為可以簡單理解為：以行動活出上帝的教訓，而非僅停留在思維上。在二戰時期，潘霍華反對德國主流教會支持希特拉，甚至參與了刺殺希特拉的計畫，最終失敗。在德國戰敗之前，潘霍華被送上絞刑台，他臨終前說，這就是結束，但對我來說，這是生命的開始。陳健民教授提及潘霍華一生追問「什麼才稱得上為教會」，而在獄中提出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即是「沒有宗教仍能踐行基督信仰」。而潘霍華的思考，其實亦即「什麼人才稱得上是基督徒」的大哉問。
陳健民教授自言年輕時受潘霍華的書影響深遠：
我當時在教會中感到很不對勁，覺得一個偉大的信仰卻被埋藏在細小的盒子中。信徒考試成績不好會詰問上帝，失戀又問，但對於社會大事，他們從不認為上帝在當中有任何角色。教會將信仰的實踐收窄在私人的領域，這與我對信仰的意義和實踐方式的理解有很大落差。直到讀了潘霍華的《獄中書簡》，我終於找到和應，但同時讓我知道自己坐上走錯了方向的火車。……假如純正的真理就是不吃人間煙火，宗教與社會不公和人們的苦難毫不相干，我寧願「跳車」，開拓更廣闊的信仰世界。
對於自己生命意義的承擔，對於社會不公的不滿，希望跟受苦的人共在，最後促成陳健民教授投身於雨傘運動。
陳健民教授與朱耀明牧師現在都在台灣「定居」。
在〈傘運十年．對談〉的訪問中，兩人不約而同認為自己於當下的責任，在於作為歷史的見證人。面對其他人對於運動的質疑，包括香港為何無法爭取到民主，陳健民教授認為運動的內部已發揮了最大能量：
但其實在全球人類歷史而言，一場運動有120萬人參加，79日和平佔領，到2019年抗爭以月計，差不多一年，數以百萬人捲入其中，其實在運動內部已發揮最大能量。整個問題是一個獨裁的政權，不願意回應，才造成這麼多悲劇。內部，老實說，可以檢討什麼呢？所以可以說，好好地將故事說出來，亦都是對政權的一種控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