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競相對社會疏離的原因，很可能在於他們並不認為美國的文化問題泛屬現代社會之通病，而是美國獨一無二的病態。他們彷彿覺得其他國家中，並不存在布爾喬亞階級與前衛藝術家對立這樣的問題，也沒有失意的作家及向外流浪自我放逐的文化人。於是這種紛紛崇尚疏離的風氣，翻轉了往昔社會對於歐洲與美國的對比意象。
以往大家認為歐洲代表了壓迫、腐敗與頹廢，而美國則象徵民主、純真與活力。但現在，在知識分子間這種意象已經被翻轉：歐洲是有文化的，而美國則庸俗粗野。從韋斯特（Benjamin West）跟歐文開始，藝術家與作家們紛紛實踐這種「疏離」感，創作生涯的大部分時期都流浪於國外，而在一九二○年代竟有藝文界人士整批地羈旅於巴黎。
但在一九三○年代以及之後，美國與歐洲對比的意象不復存在了。大家慢慢地覺得這種對比其實並不正確，甚至有可能從來都不是事實。歐洲國家也是沾染了商業化氣息，也跟美國一般出現了庸俗的群眾社會；雖然有些歐洲人會生氣地說這其實是歐洲被「美國化」或是被「可口可樂化」，彷彿所謂群眾社會是來自美國的舶來品或是美式文化的入侵，但是像托克維爾一樣聰明的歐洲人就會知道，美國本就是是工業化與大眾文化的先鋒，所以僅是預示了日後歐洲也會出現的景象，而不是做了什麼會去改變歐洲的事。
從一九三○年代開始，美國與歐洲在文化上的相對態勢大大地改變了。大蕭條使得那些羈旅在外的藝文界人士回到美國，他們發現美國變了，一個新的美國出現了。三○年代中期，美國的確出現了新的道德與社會氛圍。大蕭條使得美國人對於政治的想法從麻木中被喚醒。「新政」起先是難免受知識分子質疑的東西，最後卻贏得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讚賞。現在大家突然覺得這個國家需要知識分子，也開始敬重他們。重新湧現的勞工運動看起來已不像是另一種利益團體，而是社會改造的動力。民眾也比以往更為積極，他們會對自己的失望表達抗議也對統治者提出各種要求。整個社會瀰漫不滿的氛圍與期待重新發掘任何改革的可能性。二○年代時那種社會菁英談笑自若、無視大眾疾苦的引人惱怒狀態已過去，況且任由普遍的失落感與道德無政府狀態持續，已無法應付國內的反動派與國外的法西斯。現在最需要的乃是抓緊方向與善於向歷史借鏡。
因此當舊情懷褪去而新的心境開始形成時，各方面的轉變遂得以出現─眾多風格不同、立場迥異的作家與思想家集結起來，匯聚在共同的精神目標之下。文學上的民族主義重新湧現，卡欽（Alfred Kazin）在他的著作《從家鄉來看》（On Native Grounds）把這種現象觀察得很清楚。知識分子也熱切地重新觀看美國，報導、記錄與拍攝這個國家。作家們對美國的過去會較認真看待，也產生興趣去描述。例如，在二○年代時出版的人物傳記，主要基調就是嘲諷貶抑：華盛頓傳、林肯傳與馬克吐溫傳記都是如此，但是三○年代與四○年代時就完全不一樣了，例如桑德柏（Carl Sandburg）就對於林肯的生平，做出完整、生動與細緻地描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