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布魯克斯曾是疏離派的領袖，但是現在他帶領了重新擁抱美國的風潮。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新英格蘭的光彩》（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中，他展現了當代最傑出的歷史撰寫功力，而在《創作者與追尋者》（Makers and Finders）系列中，他費心地深入了美國所有的第一流、二流與三流的文學家的作品，橫跨一世紀之久，從一八○○年到一九一五年。從此美國所有的文藝作品對他都不再陌生─除了他自己早期的作品外（他後來也懊悔當時曾對美國文藝做尖銳批評）。他的態度改變很大，從對於重要作家的無情批評，轉向了對於那些不甚知名作家的讚揚獎掖。他就像一位追尋家族史的人一般，用無比高昂的熱情與耐心去追索任何一件軼事，幾乎重建了整個美國文學史，其中充滿了洞見，但是已不復有往昔尖酸的批判。
當然，不是只有布魯克斯如此轉變。以往曼肯的幽默式嘲諷曾與布魯克斯嚴峻的批評齊名，但現在他也開始緬懷以往的美國文學景象。的確，當初他對於「新政」的刻薄反動式批評，讓他被烙印了屬於前一個世代心態的醜名：他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哈定與柯立芝總統那個時代的人，所以在羅斯福時代他完全不合時宜，即使他有幽默的天分，在那氛圍下也無濟於事了。可是當他寫下三巨冊令人愛不釋手的自傳時，這作品充滿了如同布魯克斯文學史一般的懷舊情緒。任何知道他往昔那種驚世駭俗風格的人，都免不了要承認當時的環境的確讓他的諷刺天分可充分發揮，也讓他盡情地施展才華。同樣地，辛克萊．路易斯也在他的小說《德茲沃斯》（Dodsworth）中展現新氣息，而在一九三八年時出版的《浪蕩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中他的美國民族主義心態已非常明顯，他用美式布爾喬亞價值來對抗年輕人的叛逆。最後，他在演說時告訴歐洲的讀者他寫《巴比特》（Babbitt）並非出於對美國文化的恨，而是愛，此點有些美國批評家早就懷疑了。年輕一輩的小說家，例如多帕索斯，在他的激進小說中首度公開表達了對美國文化的厭惡，但即使如此，在《我們的立場》（The Ground We Stand On）這本書中他還是認為美國過去有若干文化素質有助產生日後的一些新政治信念。
美國這種日漸興起的民族主義，源於歐洲在文化與道德上逐漸失去對於美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美國與歐洲的對比態勢，現在開始要倒轉過來了。艾略特、史坦（Gertrude Stein）與龐德（Ezra Pound）大概是最後一批自我放逐羈旅外國的重要文人。大蕭條後，美國旅外的知識分子紛紛回家，而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也製造了大批流亡美國的學者與藝術家，等於是把旅外浪潮扭轉為人才的大量移入。歐洲的知識分子開始把美國視為移居的對象，不只是因為他們為了保命而外逃，而有時是因為他們認為美國的環境還不錯。一九三三年之前已慢慢有此移入情況，但是隨後就形成了浪潮：赫胥黎、奧登（W. H. Auden）、湯馬斯曼、愛因斯坦、荀伯格、史特拉汶斯基、米爾豪德（Milhaud）、亨德密特（Hindemith）與許多較不知名的人士。藝術史家、政治科學家與社會學家等，大批大批地移居美國。美國曾經是世界的工業領袖國，現在則成為西方世界的「文化首都」─如果這個名詞真的存在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