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拒收一些並非染疫的病患。退休後加入上海大眾樂團的一位小提琴手陳順平，從自己公寓的窗戶一躍而下，因為苦於急性胰腺炎引發的嘔吐而得不到醫治。他留下遺言給妻子說：「我實在忍受不了胰腺炎的痛苦。」最讓人怒不可遏的，或許是篩檢陽性的父母必須與自己的嬰兒與牙牙學語的小孩分開，由政府安置孩子。去年十一月，上海等幾座城市爆發示威；抗議者舉起白紙，象徵自己所不能說的一切。數十人遭到逮捕，至今仍有人在羈押當中，人數不詳。維吾爾族大學生卡米萊．瓦依提（Kamile Wayit）把抗議影片分享到網路上，結果因「宣揚極端主義罪」獲判三年有期徒刑。等到清零政策終於結束，接下來一個月因為變化太大，獨立單位分析至少有一百萬人在幾星期內死亡；政府已不再公布火化統計資料。
疫情大起以來，民間冒出一股新的憤世嫉俗的情緒。「民眾這麼生氣，我很訝異。」上海一位娛樂業人士告訴我。他頭一次聽到有泛泛之交明白地在他面前質疑領導階層的無能，「信心就像你對宗教的那個『信』，」他說，「是一種對無形證據的信仰。」
我拜訪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他工作的地方在曲曲折折的胡同深處，是個幾乎堆滿了書的避靜所（他對電子書沒信心，畢竟電子書也會被消失）。為了騰出空間待客，他推了推凳子上的貓，然後用氣憤的口吻談起大疫。他在自己認識的人之間看出一股伏流：年紀愈大、權力愈大的人，對於封控愈是不耐。「他們都是菁英，」他說，「他們有好工作，他們有影響力，卻只能痛苦哭訴。我不禁想，要是有人先開口，或許我們能集眾人之力，說出我們不喜歡這個政策，或者這種惱人的情境。但誰都不想第一個把腦袋伸出去。」他接著說：「中國最麻煩的，就是開放的心態，也就是學習的能力，已經消停了。四十年來，我們學到東西，然後大家就認定中國無堅不摧無所不能，東升西降，中國已經是世界霸主。然後我們就不學了。但其實我們一直沒有建立有良心的社會。」
人們還在發現心裡留下的痕跡。封控結束後的幾個月，朋友吃完晚餐回家，經過一處篩檢亭。她一下子無名火起，踢了一腳。「我非常生氣，生氣這一切。」她說。碎玻璃在她腳踝上割了一道深深的口，鮮血泉湧，但比這還糟的是，她瞬間想起有監控攝影機。「我好害怕，」她告訴我，「我是不是惹禍上身了？」去醫院感覺很危險，但血流到不能置之不理。她編了個說法，說自己撞到玻璃帷幕；到了清晨，腳纏著繃帶的她一拐拐地回家，血在受傷那隻腳的鞋子上凝成硬塊。一道長長的疤從腳踝彎彎曲曲往上，那股引爆開來的怒氣留下了永久的痕跡。她說：「潛意識裡那股憤怒永遠不會消失。」最近她多半把時間用來找方法移民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