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於2024年11月7日召開的第7屆「印度―聯合國發展夥伴關係基金會」年度活動中，展示多國根據「2030年議程」執行項目成果，藉以彰顯該基金會在推動發展「全球南方」取得的貢獻。對此，中國隨即於11月22日舉行第5屆「發展中國家國家治理高端智庫論壇」，圍繞「攜手推進全球南方現代化事業」主題，並藉由邀請義大利前經濟發展部副部長傑拉奇（Michele Geraci）與會演講，營造中國「帶路」倡議有助於推動「全球南方」參與建設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世界。觀察印中雙方針鋒相對的舉動，顯然已毫不掩飾爭取「全球南方」主導權的戰略意圖，且競逐力道愈發白熱化。
證諸印度總理莫迪透過2023年擔任G20輪值主席國契機，於主辦G20峰會等國際場域，特別責成國家重點智庫接連發表關於「全球南方」主題文章及研究報告，而通過歸納前述文章與報告內容可以清楚認知，印度是以「地理上非西方」、「訴求上謀發展」、「立場上反干涉」三個面向來定義「全球南方」概念，並主張由於大國加劇政治博弈、激化地緣軍事衝突，導致傳統安全威脅不斷提升，相應迫使「全球南方」面臨外交選邊站風險。此外，印度智庫並借助舉辦主題對話等方式，宣傳中國已然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天然不具備「全球南方」成員身份，更遑論代表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性；雖然中國「帶路」倡議聯通歐亞、貫穿南北，但共建國家與地區無論是在融資、債務、多邊開發銀行改革及應對金融風險等方面，都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從而凸出中國不足以領導「全球南方」。反向則積極打造印度主導「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 IMEC）具備高度比較優勢，「印度發展模式」更有利於推進及實現「全球南方」可持續發展目標等輿論氛圍。
儘管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辨喜國際基金會（VIF）、梵門閣（Gateway House）等智庫，多次就「全球南方中心角色」議題發表深度政策評論或研究報告，既在國際社會發酵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利益融合的損害，更相當程度促成印度內部形成對中國競爭性外將戰略與政策。但是中國同樣採取強力反擊措施作為應對，中國除已與與15個「全球南方」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以擴大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之外，中國尤其著重加強與非洲聯盟、東協、中東、金磚國家等經濟聯盟、組織和地區的貿易投資，試圖減少其對西方經濟依賴，如2023年中國對東協及「金磚國家+」國家的出口就幾乎相當於對歐盟與美國的出口總和。習近平更在2024年11月G20峰會宣布，中國將落實9月間向已與中方建交的低收入國家作出對100%稅目實施零關稅待遇單方面開放經濟的承諾，此項聲明明顯在強化中國作為「全球南方」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支持者的形象。
然而，中國的發展與安全關係並不是解決「全球南方」國家問題的靈丹妙藥，特別是在存在種族、宗教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國家，如中國對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家投資，就與當地民眾產生摩擦或捲入政治紛爭，從而加劇當地的不穩定性。此外，中國「全球南方」政策往往強調共同的殖民與征服歷史經歷，但這並不總是能引起亞洲共鳴，特別是中國與印度因邊界問題而持續存在領土爭端，加上南海問題始終懸而未決，使得中國的「南南」合作進程變得異常複雜。儘管中國崛起可能推動全球治理改革並挑戰「全球北方」主導地位，但是「全球南方」對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泰半抱持謹慎態度，尤其是2025年川普重新掌權後，若是與中國保持密切經濟聯繫可能使得透過第三方市場銷售商品的中國成分，將面對更嚴格審查。現如今隨著印度強勢介入「全球南方」事務，將可使「全球南方」國家獲得貿易夥伴多元選擇及平衡供應鏈關係途徑，可預見此舉將印中雙方未來競爭愈趨激烈，不排除對兩國關係稍露和緩的曙光，帶來負面影響。
＊作者為臺灣印度研究協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