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菸品的生產和使用，是民間長時積澱的一種文化和智慧。在美洲的印地安人社會，部族之間的糾紛，通常是透過雙方相互點燃菸筒，而後在瀰漫的煙霧中冷靜下來尋思和解之道的。在台灣，我們當然也知道，道上兄弟要調解矛盾，「請菸」是必要的禮數。因此，吸菸，其實也是「和平路線圖」的一個部分。
還有，喜歡文學、電影的人，當然也都很能夠了解抽菸和創作，煙霧和影像之間的共謀關係。民國初年，inspiration是採用音譯的「烟絲披里純」。魯迅和沙特若不吸菸，我們今天是否還能夠閱讀到那麼多深刻而細膩的作品。或者，如果切‧格瓦拉和毛澤東不抽菸，他們是否還能夠那麼冷靜地在革命過程中運籌帷幄？或者，他們是不是還能夠一邊革命，一邊寫詩……
種族優生和軀體淨化
自20世紀以來，開始全面嚴苛執行反菸/禁菸政策是在納粹掌權的第三帝國時期。德國醫師最早做出菸品導致肺癌的研究，而當代有關菸害防制的主要手段，譬如公共場所禁菸、軍隊限菸、禁止販售菸品給婦女、限制18歲以下青少年吸菸、提高菸品稅捐、限制菸品廣告、反菸教育的推廣、大型海報的張貼、菸害傳單的散播、組織醫師協助戒菸、政府支助菸害研究等，在1930到1940年代的德國就已經雷厲風行。
在納粹政府的宣傳裡，菸害防制有助於種族優生和軀體淨化，認為優越種族吸菸將導致「種族的退化」……這類「全民健康運動」，在歷史上原本就潛藏著令人不安的法西斯因子。蔣介石1930年代在中國所推行的「新生活運動」，據說也是因為目睹一位少年吸紙菸而萌發的集體化政策。實踐新生活運動的行動指引則是所謂「三化」：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其實，最終的目標就是第三項的「軍事化」，也就是提高人民的能量，提高國家機器動員人民、驅使人民的效率。
這類以優化國民體質為理由而強力推行的政策，最大的問題是以法令來約束人民的日常生活，將公權力的鐵腕直接伸入到老百姓的家庭，甚至從個別軀體的管理延伸到個人思維的治理，並從而將國民分成優、劣兩端。服從者為優，抗逆者為劣。於是乎整體社會滋生出「崇拜」和「歧視」兩種極端化的情緒，而這樣的情緒，很不幸的，正是法西斯的溫床。
國民健康局和董氏在大力宣傳菸害的同時，似乎已有所謂「模範公民」的想像。而吸菸者首先就是「模範公民」的反面教材，是「社會公害」！於是，吸菸者做為「危害社會」的敗類，與不吸菸的無辜「受害者」在生活空間上必須被嚴格區別開來。台灣在藍綠對立之外，又增加了吸菸者與不吸菸者之間的對峙。今天如果政府可以用吸菸與否來區別出「好公民」和「壞公民」，那麼，明天它是否也可以制定出什麼新公民準則，形形色色的新規範會不會入侵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