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能寫遺書的人還是幸運的嗎？至少百代之後，還有人有機會知道這個名字。在戰場上，有多少沒辦法為自己留下隻字片語的命若蜉蝣之人。在那樣一個戰爭的年代，做為人，到底有多少選擇的機會？中國人，可以選擇到延安到重慶，不能不選擇奮力死守國土；台灣人，可以選擇到上海、到重慶、到延安、到滿洲國，但是，怎麼選擇自己的國家？
閱讀山崎豐子的小說《兩個祖國》中，東京戰犯大審的場景，揪心極了，每每擲書長嘆，作者糾結於美日兩個祖國，那中國人呢？不可思議，從小到大，東京大審的材料還要從日本小說中尋覓，我們幾曾真正正視重視我們父祖輩顛沛一生的歷史？那台灣人呢？誰來告訴我們如何聚合從不同歷史情境中倖存的人們？
除了日貨，我不怎麼喜歡日本這個國家，連日劇都看不大入味，但對日本民族特殊的民族性格─不論是神道思想或悲劇性，都有強烈的好奇心。沒辦法，因為他們特殊的菊花與劍的悲劇性，我的父祖輩從此漂零失根，家族與名俱逝，連叩問「這樣對國家有益嗎？」的機會都無，這樣也滿好，中國人的哲學是「天高皇帝遠」、「好死不如賴活」，不論國家怎麼變，個人都要好好活著，留不下名字不重要，留下兒女重要些。
閱讀二戰歷史，很難不為所有被遺棄在諸島中的官兵，不論是日籍、美籍，或者因為戰術需求，在中國以花園口決堤阻絕日軍前進而犧牲的眾多留不下名字，只剩下數字的人命悲傷。所有的同情和悲傷，只能說明日本當年做為侵略者、驅民以戰的事實。歷史不能重來，我們不可能告訴後切腹自裁的日本將軍：你可以不切腹，只要你的國家選擇不侵略。
二戰遺緒今猶在，我們這一輩人的教育是：不要問國家為你們做了什麼，要問自己為國家做了什麼？然而，文明，應該是重視每一個個人，生命的價值應該總在政權之上。台灣人因為吃過各種不同政權的苦，我們要不斷叩問不同顏色的政黨：這樣對我們的國家有利嗎？還要不斷叩問國家：這樣對你的人民有益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