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經濟講求資源使用效率極大化，透過修理、再製造等方法盡可能地維持產品在系統中的經濟價值，越往外圈的順序越末；在工業循環的迴圈中，最外圈其實就是我國最常見的「回收再利用」。
談到再利用，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台灣回收寶特瓶製成的環保紗，供應給今年世足賽中至少16支隊伍製作球衣，讓台灣以另類的方式登上世足賽場。然而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俊旭表示，衣服本身是很好的應用方式，從其技術和成本來看，卻只能算是「downcycle（降級再造）」。
「寶特瓶製」世足球衣，不是「最好的」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最好的狀況是說，一支寶特瓶回收再造後、又再變成一支寶特瓶，或價值更高的產品。」林俊旭進一步說明，一件球衣須耗費7、8支寶特瓶所製成的環保紗，這樣的技術十分普通，寶特瓶經過切碎、造粒、抽紗等加工後，同樣的材料、每單位重量產生的市場價值卻沒有增加。「如果你的產品價值越來越低，那你就只是延長這個材料的使用期限而已。」
林俊旭解釋，儘管球衣本身很昂貴，又具備透氣、排汗、耐穿…等特性，然而其昂貴的價格源於設計、品牌、研發成本，從循環經濟的觀點來看，附加價值並不在於材料（寶特瓶環保紗）本身，「也就是說，附加價值是別人給的，不是因為材料多厲害。」
林俊旭認為，台灣的資源回收已有很好的基礎，但循環經濟不單是做環保，更重要的是用什麼樣的商業模式、如何進行交易。整個經濟活動除了買賣消費，還包括生產、製造、運輸…等環節，每個環節都有發展不同商業模式的空間。
客製化服務取代販賣商品，更換越少、利潤越高！
曾在飛利浦任職、現為台大創創執行長的曾正忠，本身輔導過許多新創團隊，就商業模式的應用舉了不少例子。例如跨國電子公司飛利浦，與荷蘭Schiphol機場簽訂長達15年的合約，由飛利浦為機場客製化設計3700個照明設備、並負責維修和保固，Schiphol機場只須付出每個月的服務費就好。
Schiphol機場並不「擁有」產品、飛利浦的獲利來源亦從販賣燈具轉向服務提供，亦即生產者對產品的責任加重，這就是循環經濟裡十分重要的概念，如此一來產品維修和更換的次數越少，飛利浦所得的利潤越高、同時Schiphol機場也可能享受到更好的照明服務。
根據飛利浦官網所述，飛利浦與Schiphol機場的合作，帶來的好處包含：減少50%的能源消耗、產品生命週期增加75%、利用模組化的設計降低維修成本，以及最大化地減少原物料的使用，且所有零組件皆可再利用。曾正忠表示，飛利浦的客製化照明服務，客戶除了Schiphol機場，也與美國的圖書館、歐洲的建築師事務所…等有所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