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康熙》分別從六個不同的領域（遊、治、思、壽、阿哥、諭），「戲仿」康熙的語氣，揭露他的統治思維、用人原則，乃至於生活態度、嗜好、教養子女與養生之道。透過第一人稱敘述，史料中的細節似乎活了起來：舉凡他在面對死亡、立儲引發的爭鬥時的執著與淡然，為政兼顧理、義、情，凡事親力親為、謹慎求實，展現決斷力，又不時反躬自省。這些「原料」，經過史景遷的巧手重新剪裁、拼貼、縫製後，勾勒出一幅立體的人物像。
不同於歷史小說所創造的場景，可就著歷史的骨架空隙自由發揮，《康熙》處理的史料有憑有據，但處理的方式有別於一般學術著述：假康熙之手，一手揣著一只鏡子，自我端詳，一手拿著一枝看不見絲線所牽引的筆，自我描繪。這只鏡子、這條絲線代表什麼，牽涉到歷史的追求，讀者定各有體會。重要的是，康熙的語氣與性情的再現，讓這位古代君王走下龍椅，褪去厚重的歷史感，呈現生活化與人性的一面。
康熙王朝
本書是悠遊康熙帝國世界的導覽，他是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在位的中國皇帝。這趟遊歷之目的，乃是要揣摩康熙的內心世界：他憑恃著什麼樣的心理素質來治理中國？他自周遭的世界學到什麼教訓？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麼事情能令他龍心嘉悅，又是什麼事情惹得龍顏勃然震怒？身為滿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適應於漢人的學術和政治環境，又是如何受到來京西洋傳教士所夾帶的西方科學與宗教思想的洗禮？
任何窺視皇帝內心世界的意圖，縱然旨在揭示他的異秉之處和人性特質，也勢必會被康熙的子民視為大逆不道的行徑。紹承大統之後，康熙便被載入一千八百餘年來帝王之家的史冊，融入中國賡續兩千年不絕的正史進程。根據官方的說辭，皇帝並非尋常之人；反過來說，假若皇帝流露尋常人的特質，這些特質也必然符合歷史記載的帝王行為模式。一旦貴為皇帝，康熙便成為俗世的中心象徵，天、地兩界的橋樑，依據中國人的語彙，「天子」統治著這「中國」。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必須耗費在儀禮之上：在紫禁城內接受朝覲陛見，前往天壇祭祀，出席朝廷碩儒講授儒家典籍的講座，到宗廟去奉祀滿族祖先。若非出外巡幸，便是幽居北京城內或附近美侖美奐的宮殿，外有高牆環抱，千萬精銳鐵衛拱護。生活上幾乎每一個細節都突出他的唯我獨尊及崇榮地位，彰顯他的永垂不朽：唯有他能坐北朝南，群臣只能北面而望；唯獨他能用朱砂，群臣僅能使用黑色墨汁；他孩提時代的漢名「玄燁」兩個字應避諱，朝廷文牘凡出現「上」字均須抬頭；龍袍、龍帽是他的專屬服飾；臣民在他面前必須行叩頭之禮；甚至他自稱的「朕」這個字，也不容他人僭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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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此類莊嚴肅穆的儀軌是歷代皇帝所共有的。有鑑於皇帝被視為隸屬天地社稷，非凡人之驅，所以有關中國皇帝的個人資料往往付之闕如。這些資料大都不見天日，湮沒在歷史舞台的幕後。儘管康熙充分意識到帝國傳統遺續的沉重負荷，但有幸的是，他也能夠坦率又生動地表達他的個人思想，這樣的特質在大帝國的統治者身上實屬罕見。當然，這類流露私人思緒的隻字片語，必定是零星且往往支離破碎地散見於朝廷卷帙浩繁、措辭陳腐迂迴的聖諭與面諭中。然而，小心翼翼地尋索，終能清晰傾聽他藉由文字真實傳達的態度與價值觀。
在給宦官顧問行的信裡，康熙不無自豪地提及，他巡幸四方各逾二千里（「里」是中國的度量衡單位，約等於三分之一哩）：西臨山西、陜西，北越戈壁直抵克魯倫河，東穿遼東迄達烏拉，南巡中國魚米之鄉，行至長江下游的紹興。誠如康熙所言：「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不水之地，都走過。」康熙巡遊的興味之一，在於搜羅、類比途中見聞的奇花異草、飛禽走獸，並將之收攏在各處避暑山莊和御花園，其位置均在距北京策馬可達之處：西翼的暢春園、南邊的南苑、東方的湯泉，以及建於遼東南側山陵之上、康熙最鍾愛的熱河行宮。
康熙有時為了射獵之趣而巡歷。他尤酷愛偕同皇子、御前侍衛一道同行，足跡踏遍蒙古沙漠地帶和滿洲，用箭或槍射獵飛禽走獸，垂釣也是他樂在其中的消遣。他樂於把這些技藝編纂成目錄，以彰顯滿人孕育於關外茂密山林的驍勇遺風。十七世紀之初，康熙的曾祖父、祖父正是在此地征服滿族各大部落，在莊屯的基礎上建立集中化的軍事組織架構，或討伐、或與比鄰而居的蒙古人結盟，並贏得原居關外漢人的歸附。因此當流寇李自成於一六四四年席捲京城，晚明皇帝崇禎自縊，壯盛一統的滿人，以其驃悍的騎射之師部署於邊關，伺機而動。乘混亂之勢，滿人襲擊京城，放逐流寇，建立大清王朝，順治沖齡踐阼，成為滿人入關的首位統治者。
對康熙而言，射獵乃兼具逸樂與強身之效，但也是一種整軍經武的展現。康熙巡幸之時，總有千萬大軍隨行在側，藉以調教兵勇彎弓射擊、行營立帳、策馬佈陣。康熙統治期間，也是清朝領土擴張、烽火邊關之時。康熙麾下兵勇於康熙二十二年佔領孤懸海疆的台灣島；康熙二十四年擊潰俄羅斯軍隊，弭平雅克薩（Albazin）城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間，長年清勦西疆及西北邊境的準噶爾部，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康熙駕崩之時，清廷仍發兵西藏。其中，與準噶爾大汗噶爾丹之間的兵戎相見，似乎在康熙心中勾勒出狩獵與殺伐交錯的景象：康熙三十五、六年間，康熙幾度御駕親征，彷彿獵人追捕獵物一般逼臨噶爾丹。與噶爾丹交鋒，或許算是康熙一生中較為暢懷的片段。噶爾丹自戕的消息，被康熙視為個人曠古未有的勳業。
康熙時代，中國中央官僚體系主要是由京畿（以北京為主）和省級部門所構成。京畿部門歸四至六位「大學士」督導，由六部尚書與侍郎直接署理：這六部包括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御史考課官僚的行為舉止。皇帝也有專屬的「內廷官僚」（imperial bureaucracy），負責掌管宮廷內務、御前侍衛、皇家田產；這個機構是由滿人、奴僕與宦官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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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大臣督導省級官員。康熙朝大部分期間，中國劃分為十八個行省，各省由巡撫主政──這十八個省又分成六個單位，設「總督」一人管轄。省之下置「府」，府下設「縣」，由知縣主政，全國共約一千五百位知縣。當時中國的實際人口數約莫一億五千萬人，粗略估算，平均每位知縣下轄十萬人。知縣在地方皂吏的輔佐之下，負責徵課每年總值約二千七百萬盎司的白銀；這筆稅收徵集自九千萬英畝的農耕地。知縣還負責執行法律與維護秩序；初步簡拔受儒家典籍薰陶的年輕學子，這是中國官僚體系獨步於世的特質：經府、州、縣科考錄取者是為「生員」；經省級「鄉試」科考錄取者是為「舉人」；二、三百名舉人參加每三年一試的「會試」而及第者，是為「進士」，其中佼佼者，得以高昇入帝國的儒學重鎮「翰林院」，從事研究與文藝的工作。舉人與進士大抵能在京城或各省官僚體系中歷任要津，扶搖直上。
對康熙而言，「治」意味著對整體帝國的經濟和文教結構，也是對黎民百姓的生死以及他們人格的啟發與形塑，承擔終極的責任。對康熙治理思想最重要的影響，無疑是「三藩之亂」這場塗炭生靈的內戰，這場亂事緣起於康熙十二年，其間延宕八年之久。這三位藩王分別是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朝廷為了酬庸他們在崇禎十七年間襄助滿人推翻明朝，在中國西部、南方賜封他們大片領地，他們在各自領地的經略形同獨立王國。康熙十二年，在與「議政王大臣會議」（Council of Princes and High Officials）一番脣槍舌劍之後，康熙決定撤藩，讓吳三桂和其他兩位藩王離開他們的領地寓居關外。康熙不顧群臣的大力反對，一意孤行執意消藩，結果正如群臣的示警，掀起了一場羈延多年、民不聊生的動盪，幾乎葬送了康熙的王朝。
雖然亂事在康熙二十年終告平定，但康熙仍以三藩之亂為炯戒，為他的率而定奪深感自責，並經常援引此事為鑑，申明睿智的決策是何等困難。黎民百姓在動亂期間的哀鴻遍野烙印他的心頭，就如同兵勇的拖沓也令他勃然動怒；於是在叛亂敉平後，康熙對領兵興亂的首酋嚴懲治罪。不過，康熙乃依大清律例之叛亂刑責裁奪定罪，而非乾綱獨斷。康熙對死刑案件的普遍關切，提醒我們中國人的斷案並非恣意妄為：大清律例精緻細膩，為各級朝廷命官提供審判時法條解釋和訴訟程序的依據。（類似的管理措施，也存在於一體化、標準化的繁雜課稅機制。康熙五十一年，康熙諭令凍結「丁」稅的稅額，作為後代稅賦的定額標準，俾以彰顯中國國力的昌盛，並抑止朝廷揮霍無度的開支。）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