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年來，盟軍的戰略轟炸在歐洲一直是富有政治性的議題。美國對日本的戰略轟炸，尤其是向廣島與長崎投原子彈，在美國社會同樣也吸引了大批新左派人士的抗議。
尤其是反越戰運動高漲的年代，許多美國新左派認為美軍對日本的轟炸與對北越的轟炸一樣，是對黃種人的種族主義屠殺。但是這樣的爭議，伴隨著越戰的結束在美國社會逐漸煙消雲散。
一來是參加反戰運動的戰後世代，逐漸發現自己過去天真幼稚，忽略了越共對待自己人比美軍對越南人還要殘暴的事實。因此黃種人對待黃種人，往往比白種人更加不留情面。
二來則是也因為黃種人對黃種人更殘忍，凸顯出了在美國參加太平洋戰爭以前，日本人曾經對中國實施過無差別轟炸的事實。在瞭解到日本人是如何空襲武漢與重慶的真相後，大多數的美國人會認為日本人是自作自受。
至於中華民國空軍，除了1938年的紙片轟炸外，沒有對日本本土實施過轟炸行動，自然不會讓中國人有任何的愧疚感。至於抗戰末期對武漢等淪陷區的轟炸，也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戰後被趕到了台灣，根本沒有機會去反思。
歐洲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以法國還有西德為代表的兩大西歐工業國家，在對抗蘇聯的需求下，迅速放下了延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普法戰爭以來的仇恨，快速走向整合。
慢慢的，他們又在美國的鼓勵與支持下，與其他歐洲國家形成了歐盟這個共同體的觀念。隨著經濟交流的日益緊密，歐陸各國的社會更是快速整合到一起，形成了有別於英國與美國的全新文化與歷史認同。
他們既不想臣服於蘇聯的共產主義，但是也不想長期受到美國領導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者是英國領導的大英國協領導。於是在面對包含大轟炸的歷史問題時，他們希望以提出不同美英的歷史觀點，來凸顯歐洲人的主體性。
於是譴責英美盟軍的大轟炸，就伴隨著戴高樂於1966年退出北約，成為了許多歐陸民眾尋求自身主體性與認可的不二法門。當然這並不代表，這些批評大轟炸的歐洲人就一定支持希特勒或者史達林。
畢竟英美盟軍的大轟炸，確實是波擊了許多無辜的歐洲民眾。這些民眾不盡然支持納粹黨或者共產黨。他們有些希望盟軍能夠賠償自己的損失，有些則只是單純希望自己的痛苦不為盟軍與本國政府忘記。
可是久了以後，隨著親身經歷轟炸的老一輩逐漸凋零，不同的政治勢力開始基於不同的理由操縱大轟炸的議題。最早炒作大轟炸的政治勢力是蘇聯，他們以德勒斯登大轟炸與科隆大轟炸為例，控訴英美盟軍濫殺歐洲子民。
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國宣稱，英美資本家為了在犧牲最少的情況下獲得勝利，不惜出動轟炸機對歐洲大陸實施吳差別轟炸，讓大多數無辜民眾與少數的極端法西斯主義者一起陪葬，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