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連戰的北京九三閱兵之旅，就我觀察，在台灣藍營中，依深藍到淺藍，依其政治實力到政治期待，支持度漸減，也就是說，有政治實力需要選票而表態的，支持連戰的力度弱，深藍而無政治實力，缺乏群眾基礎的，有政治期待，支持度強；而在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中，依革命到改良，支持度漸增。也就是說，民運革命派激烈反對連戰之行，認為合理化了中共的抗日地位；反過來說，民運改良派以及國內改革派則多贊成連戰的行動，認為可以增強中國的改革力度。也可以倒過來推論，大體上，藍營中，贊成連戰的多為深藍，尤其是統派與對馬英九失望派。事實上，藍營多數是中華民國維持派，嚴格意義上不是統派，而是反獨拒統派，是兩蔣至馬英九的漢賊不兩立的正統派或稱為反共愛中華民國的苦撐待變派（苦撐待變派最後的結局，分化為可以接受中華民國獨立派與接受中國統一派）。民運中，贊成的多為改良派。如此，在力學上，中國海外民運革命派（包括六四逃亡者）比較傾向接近台灣的綠營或淺藍，他們共同的敵人是中共；而中共已經不是深藍的敵人，深藍（包括新黨）日漸趨向於中共的改良路線，深藍與中共的共同敵人是台獨；台獨派則外與美日結盟，內與港藏疆串聯，形成國際範圍的反中勢力。在這樣錯綜複雜各自形成的統一戰線中，其中雖有相當的矛盾與猶疑，但是主導力的強度很大。由於深藍傾向贊成連戰和中的路線，而非馬英九力守中華民國的路線，深藍已經日益和正統藍營脫鉤，漸行漸遠，走自己路子了。我們可以說，深藍正在嘗試慢慢地脫離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偏安近七十年的軌道，往尚未可知的中國軌道前行（注意並非是中共的中國，而是中華民國想像的延伸，深藍普遍無法割捨對中華民國深厚的感情，只是對中華民國在台灣和台灣獨立的合流強力抗拒）。
這其中，非常重要的，在於「中國」這個概念賦予個人的意義與感受，也就是說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中國意識，在台灣的族群中，起著關鍵的因素。由此，可以清晰地定位，中國意識形成藍營族群，強意識的光譜為深藍，弱意識的光譜為淺藍。事實上，中國意識還涵蓋了相當部份綠營族群內心深刻的祖國意識，只是這一個祖國概念，被一九四五年戰後的二二八事件所損害，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大陸敗退的國民黨政權所壟斷與型塑，使得許多台灣菁英以及少數外省菁英產生了排斥與抵抗，以致於半個多世紀以來逐漸形成台灣意識與今天的綠營族群。也就是說，我對台灣獨立的詮釋，在核心價值上，是對中國做為祖國的一種失望，亟欲走向一個能夠掌握台灣自身命運的桃花源，而非強意識地叛離中國。尤其是近代中國政權受到外患衝擊而反應，使其性格染上了專制與暴戾之氣，台灣既無力予以改變，只有自求多福。對於郝柏村先生的皇民說以及李登輝先生抗日戰爭台灣兵為祖國的作戰論，我認為都是極少的特例，不能代表大多數當時台灣人民的情狀。但是過去的一些台灣獨立理論建構者因為要和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切割，產生了比較多的人為因素，難以說服以中國意識為主的藍營朋友和大陸同胞，加上數十年來經歷經常性選舉的群眾造勢運動、地下電台以及電視臺上名嘴的激情呼嘯，台灣獨立從原本一種反抗意識到匯聚選民的工具性口號，發展為台灣本土運動的革命建國目標。如此形成的台灣意識，取代了或覆蓋著古早抵抗日本殖民的中國意識，已經不再是地方主義和中央政府的資源競爭，而是和中國意識的直接衝突，以至於形成國家認同的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