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登輝牽涉的「新民主同志會」案中，其他的同志非死即關或逃，卻只有李登輝安全過關，因此一直有李登輝出賣同志的說法，但在沒有更直接的證據前，也許寧可採信，李登輝曾經受到同志的保護。在國史館出版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中，李登輝引用當年同志李薰山1988年的一段話:「如果我和林如堉在捕後就供出李蒼降和李登輝的話，那麼，李蒼降也不會在後來被槍斃，而李登輝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那麼，除了倖存者抽象的原罪感外，李登輝確實是深深的受恩於這些同志的。在另一本李登輝自傳體的《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一書中透露，1969年約談李登輝的警總調查官曾經說，「現在要處死李登輝，比掐死一隻螞蟻還容易」，言下之意最後是蔣經國救了李登輝一條命，然而，相較起一人之下、如日中天的蔣經國，那些1948年代遭到逮捕的同志，則是拼著自己的肉身，不供出李登輝，這當然是更大的恩賜，如果李登輝性命不存，蔣經國後來賜予的權力地位是毫無意義的。
1969年後，李登輝不但拿到「自新證」，而且加入國民黨，對於那些絕命於馬場町的同志而言，這是背叛；但李登輝的說法則是，「有人是在體制外努力做改革，非常令人敬佩，但我選擇留在體制內進行改革。這就是我的做法。」事實上，李登輝在體制內的改革，最後竟然翻轉了體制，甚至成為國民黨崩解的遠因，這才是李登輝的終極背叛。
然而，這究竟是和魔鬼交易後的善惡共生，還是機會主義者的權力伸展，看來我們永遠也無法得到答案了；回首當年的難友，承受著背叛者的質問，這是李登輝所該承受的最小代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