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李登輝又出書《新．台灣的主張》，但相較於既深且濃的日本經驗，李登輝對於自己的白色恐怖經驗仍然輕描淡寫，這一段白色恐怖歷程，儼然已成為李登輝之謎，某種程度也成了台灣之謎。
相較於以前的作品，李登輝在《新.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提到他曾經受「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影響，該會是日本戰敗後、一群台灣留日學生為了能對國家貢獻而組成的組織，但事後證明這是一場民主幻夢，研究會回台後幾乎未開會，只因其中一名成員被密告家中有日本共產黨雜誌訂費收據，研究會因此受到白色恐怖牽連，不少名列其上的知識分子遭到槍斃，或繫獄；然而，李登輝書中對此並未多所著墨。
至於和李登輝是否曾加入共產黨有明顯關係的，書中只有寥寥數段，「我和共同經營二手書店的朋友，一起成立了政黨『新民主協會』(應是新民主同志會)。雖說是政黨，卻沒有什麼黨魁，而是大家一起討論，決定辦什麼活動。朋友之中，有一位是共產黨員，他弟弟也受到他的影響，加入了共產黨。有時大陸的共產黨會來聯繫，新民主協會就完全被共產黨吸收了。此時，我選擇與新民主協會斷絕一切關係。」
李登輝退出的理由是，「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才會發生革命。當時的中國距離那樣的階段還很遙遠。也還沒孕育出足以擔當革命大任的勞動階級。那時我察覺到，中國共產黨不過是為了施行皇帝式的獨裁政治，而把馬克思主義拿來歌頌利用罷了。」
李登輝所言甚是，即使共產革命成功之處都不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地方，但這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共產黨合理的質疑，李登輝甚且很有遠見的預見當年許多知識分子之所未見，中共和蘇共一樣，只是以共產之名來掩蓋獨裁之實罷了!
唯一的問題是，在白色恐怖年代，共產黨的進退之間，絕非是光華閃耀的理論思辯而已，經常的，這是勇氣與恐懼的血肉掙扎，這是和親人的慘痛訣別，最後甚至是生死一線的冷洌抉擇；身為白色恐怖倖存者，李登輝的困難在於，他恐怕不能輕鬆的說，「我最後活下來，是因為我對共產黨比較了解，我真的比其他人更讀通了資本論。」
曾經親身經歷奧茲維茲集中營的作家普利摩李維指出，集中營倖存者都會經歷難以克服的羞愧及創痛，他們感到羞愧，「因為自己取代了別人而生還?尤其是取代了比你慷慨、體貼、有用、聰明，比你更值得生還的人。」
確實，即使在死亡威脅迎面而來的白色恐怖年代，同志愛及勇敢仍然不是奢侈品，政治犯黃華昌在回憶錄中回想，當他被刑求得奄奄一息回到牢房，另一位難友吳思漢立即到身邊照顧他，吳思漢是活躍的共產黨組織者，因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被補，當時應已知自己難逃死刑槍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