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 您認為德國及歐洲各國政府該如何不讓社會中維護基本人權的價值流失？
艾未未：在工業革命以來的政治進程中，歐洲建立了新秩序，秩序的基石是人道主義原則。七十年前的《人權宣言》面對戰爭創傷，避免歷史災難的重演，歐美國家將人權概念奉為新世界的基本原則。但是這一概念在全球化後發生轉變。
今天世界的矛盾不再是二戰時期、冷戰時期的問題，而是新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壟斷下的巨大的人道主義危機，包括戰爭、貧困和對環境、自然資源的掠奪和畸形分配後形成的貧富差異，極權政治奉行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前景。這些對人權和人道主義原則提出了挑戰，難民問題重新考驗歐洲民主政體如何對待戰爭，對生命受到侵害而尋求庇護的人權立場。顯而易見，今天歐洲的政治策略與奉行的人道主義原則相悖。
對人道主義和人權的背離，伴隨著難以想象的人道主義的災難。面對全球七千萬難民的困境，歐洲及發達國家無論在理解層面，還是實際操作層面都令人失望。眾多的人道主義的災難，如果深究，無不與歐洲的發展歷史，與它的政治經濟的優勢有關。歐洲的文明，曾經和現在，仍然是建立在很多地區的不幸之上。如果不是有意回避現實，歐洲的這種麻木和無能將使矛盾尖銳化和不可逆轉。發生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戰爭、也門的戰爭和飢荒、緬甸對羅興亞人的種族滅絕都清楚的證明這一點。
解決問題需要從根本態度上發生轉變，將對難民的接濟和援助，視為慈悲施舍是不切實際的，維護人權，是發達國家面對全球化社會現實的義務和責任，放棄這個責任就是放棄人道主義原則。歐洲需要重新思考，長遠地將人權問題視為一個整體的價值，而不僅是尋求國家主義利益和穩定。
德國之聲：先前有媒體報導透露您將移居美國。您為何會做此決定？過去幾年在德國生活有何體悟？
艾未未：我希望孩子能在一個英語系地區繼續接受教育，我曾經在美國生活過12年，有基礎英語水平，紐約自然成為首選。 柏林是我喜歡的城市，這是為什麼我在這裡建了工作室，我不會放棄柏林的工作環境。德國是一個理性的有秩序的社會，這和我以往中國的經驗不同。在我被關押期間，很多人在不同國家、不同層面為我的處境發出聲音，德國作出的努力最讓人難忘。我被釋放後，順利在柏林的大學任教，同時開展我的工作。如果沒有德國，我不可能捲入難民問題中，是德國給了我這個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