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更有趣的聯想，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的獨特地位。SDR又稱「紙黃金」，本質上是IMF會員國相互拆借的籌碼與記帳工具，是一種債權的變體，會員國可用SDR向IMF指定的其它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貸款，還可與黃金一樣充作儲備基礎。但由於SDR只是一種記帳單位，使用時必須先換成其他貨幣，不能直接用於貿易或非貿易的支付。特別提款權的「匯價」目前與美元、歐元、日元掛鈎，市值並不固定。這種理論上跨國界，在IMF範圍內有近乎「無限法償」的地位的籌碼，事實上也是以數位形式存在於金融體系之中。如果我們將SDR視為一種在IMF封閉系統中流通的數位貨幣，那麼比特幣可被視為在向全球開放的數位貨幣，而且其價值不用IMF說了算。但換個角度看，IMF若想要承認比特幣，邏輯上並無困難。
更深一層看，目前使用SDR作為會計單位的BIS，其實最有資格利用區塊鏈技術促進數位貨幣的發展。回顧BIS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超主權金融系統演進史。BIS作為一個不受任何國家主權制約的條約組織，其實就好像是區塊鏈出現之前的比特幣一樣，是一個各國政要及金融精英們嘴巴上嫌棄但內心非常珍視的寶貴資產。在金本位的時代，全球通訊不如移動互聯網時代方便，BIS作為聯合會員國央行的秘密交流平台，享有一種不受任何國家監控的巨大權力。就算央行總裁由憲政民主程序任命，其高度的技術性與藝術性，遠非任何平通選民或政客所得窺堂奧。如果說在金融海嘯之後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方向是朝著公開、問責、與社會責任的方向努力邁進，那麼成立於1930年的BIS，幾乎可說是這的趨勢的逆流。BIS質疑數位貨幣的邏輯，完全可以用來質疑自身的存在。對數位貨幣疑慮的保守派，或許會援引BIS報告而針對數位貨幣寓禁於徵，甚至堅壁清野。但是這是否能阻擋歷史的進程？認為數位貨幣是威脅，又提不出替代方案，又不願改革的態度，就是典型的unelected unaccountability。 我在《信心崩盤的明天過後》曾寫到：
「基於最先進密碼技術的數位貨幣與公開帳簿，是人類透過金融體系組織社會調動資源的範式轉移。如果人類無法有效進化出化解投機衝動的自我防禦機制，或許應該考慮不只是讓混業經營的金融機構分拆，不再大到不能倒，更應該在既有金融體系以外組建一個平行的價值交換網絡，讓金融回歸促進實業的本質。比特幣的出現，已經證明了這樣的一個替代方案已經存在，而且完全有可能高效低廉的運作。」
這個平行網絡，其實就是BIS存在的功能。可惜的是，在過去85年的歷史中，BIS除了在二次大戰中協助維持納粹德國的金融體系，在多次主權金融危機中扮演極具爭議性的角色，又與各大先進國央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縱觀全球金融史，央行職能的擴張，是因應信用危機與貫徹政治任務的結果，也造成了許多難解的後遺症。當央行本身成為危機的源頭時，系統性風險將無法以外交辭令掩蓋。如果央行本身是亂源，BIS身為央行的央行，應該更積極的提出替代方案，從根本上協助全球金融與經濟更健康的發展。BIS對數位貨幣目前所持的態度，可說是審慎觀察，是否有積極佈局，以BIS一貫神秘低調的作風，就算有，也不會輕易讓外界得知。但若假設這些精明的金融家都是把頭埋在沙堆中的鴕鳥，恐怕就把世界想得太簡單了。
＊作者為金融市場觀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