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在『論中國』坦誠：「美國代表團抵達北京以前，對北京實際的談判方式還不了解，對中國人的待客之道更是一無所知。美國對共產黨國家外交官的印象，還停留在蘇聯領導人的形象，特別是葛羅米柯（外長），他往往把外交談判變成一種官場上的毅力考驗……他的自律有時讓人感覺他太緊張了」。「中方在接待我們這個祕密訪問團卻全無緊張氣氛……我們的東道主那麼泰然自若，落落大方，好像沒有任何事情會打亂他們的方寸，也好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迎接美國總統的使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種外交風格更接近於傳統的中國外交風格，而不像我們在跟其他共黨國家談判時所熟悉的那種教條作風」。
毛周的領導風格
中國領導人的領導風格和談判作風，不但使季辛吉的「秘密訪問」達陣，更促成「改變世界的一週」──尼克森訪華順利完成。「周恩來是我60年來公共生涯中所遇到最有魅力的人」，季辛吉這樣描述：「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抓到對方的心理」，「他含蓄、敏感的風格幫我們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新興關係中的很多隱患」。季辛吉也談到對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觀察與比較：「在任何聚會中，毛澤東總是以氣勢掌握全場，周恩來則是分享參與者；毛澤東的豪情會讓反對者懾服，而周恩來會以其智慧服人或取勝；毛澤東說話尖銳犀利，周恩來則鞭辟入裡；毛澤東將自己看做哲學家，周恩來則自認擅長行政管理或談判；毛澤東致力加快歷史的速度，周恩來則善於乘時乘勢」。
中國的談判作風也與蘇聯領導人大異其趣。季辛吉在『大外交』一書這樣比較：「蘇聯的外交官幾乎絕口不談觀念問題，他們的戰術是，選定莫斯科當下關切的一個問題，糾纏不休，旨在令對手疲乏而不是被說服，而˙獲致一項決議，蘇聯談判代表的堅持與死硬，把政策變成累死人的零售叫賣。」「中國比較不在意計較小地方，而著重建立信心」；「先協調觀念與基本方向」；「先談觀念，迴避實質問題」；繼又在『論中國』稱「務實外交的最終形式就應該是對概念進行討論」，「雙方一致決定把大部分時間用於了解各自對國際秩序的看法」，「這樣的討論有時像是兩個教國際關係的教授在談話，而不像一場正式的外交對話」。
從「圍棋概念」到「三國演義」
就文獻顯示，季辛吉的興趣，起先是歷史與哲學，漸漸擴大到外交政策、核子武器、戰略與國際政治，而其風格一直是歐洲；在到白宮任職之前，季辛吉除「越南的談判」一文外，並未寫過關於亞洲、非洲、中東、甚至拉丁美洲的專文。他公職卸任後所寫的『白宮歲月』、『動盪年代』、『大外交』、『邁向21世紀──美國需要外交政策』等書，關注的議題雖因美國的強大及職責在身而遍及全世界，但卻從無像『論中國』那樣，大談「圍棋概念」、「孫子兵法」、乃至「三國演義」。季辛吉認為「下圍棋學到的是『戰略包圍』的藝術」，旨在「培養戰略靈活性」；「孫子兵法」「強調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談軍事」，「論述的不是如何征服領土，而是如何在心理上壓倒敵人，這也是當年越南民主共和國與美國打戰的戰法」；「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空城計」，在季辛吉看來，「面對大國核戰的威脅，毛澤東表現出的視若無睹，很有些空城計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