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 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旦：「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曹操曾經在《短歌行》中寫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劉邦打敗項羽後，大宴群臣時說：「此三人者（張良、蕭何、韓信），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自古以來，文人是安邦定國的寶貴資源，也是先知先覺、推動社會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學而優則仕是大部分文人的理想信念，金榜題名、出將入相才算完成自己的使命，就算不能居廟堂，也要以天下為己任。范仲淹曾經說過：「不為良相，願為良醫。」近代以降，原先學醫的孫中山、魯迅看到國家落後、民族不振，先後棄醫從文。
中國文人最好的年代
當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了社會分工，一部分掌握大量生產資料的人率先可以從社會勞動中解放出來，專門從事文化藝術，文人自誕生以來就是為政治經濟服務。先秦時期，國家取士一般按照世襲制和食客制，漢代有了由地方逐級推薦人才的察舉制，曹魏時期，陳群創立了九品中正制。在吸納和改進了前朝的選拔人才制度後，隋煬帝開創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科舉制度。一千多年來，它用一種相對公平的方式，讓除了商人以外的社會各階級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為歷代輸送了大量股肱之臣。
科舉制度對不少文人來說是實現理想的一塊敲門磚，後來科舉制度的八股取士早已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就算成功進入官場，提出的政策也要引經據典，萬般不離祖宗之法，這恐怕不是屬於文人最好的時代。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 中國人才輩出的年代大都在亂世，春秋戰國時期有百家爭鳴，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是一場思想文化的大解放。相反國家統一、沒有戰事，中央集權必然得到加強，思想文化領域也會嚴控，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文字獄也就來了。
而春秋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國有幾十個，每個國家都可以奉行自己的意識形態。為了富國強兵，佔據優勢，各國都需要延攬人才，按照現在話來講：任何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當年也是如此。人才的競爭，不可避免地推動了思想文化的繁榮，所以有了諸子百家，他們都希望自己的思想找到一塊試驗田。
春秋時期，除了思想文化的繁榮，人才的流動也是不受限制的，今天比起來都有些自歎不如。孔子的仁愛思想在自己的祖國不受重用，他於是帶著弟子周遊列國，推銷儒家思想。這樣的例子其實很多，伍子胥是楚國人，但是他受到吳國國王的重用，呂不韋是衛國人，卻成為了秦相。東漢末年，群雄割據，謀士如果沒有受到重用，也可以拂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