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後日本在臺灣推行「皇民化」，並沒有遇到太大阻力的心理狀況和現實情形，因為普通人不可能預知中國戰勝了，臺灣會回歸國民政府。
有次從臺北龍山寺旁邊的二手書店「莽葛拾遺」買了不少舊書出來，剛坐上計程車，正翻幾本很厚卻十分廉價的《中華文化復興論叢》，抬頭看背靠椅上的小螢幕正放公益廣告，大意是說一個社會不思進取會貽害下一代的生存，我暗想這算是對流行臺灣的「小確幸」的「大批判」麼？舊書裡還在熱火朝天地談要如何從文化上反共複國，現實裡卻已經是連「小確幸」都實現得令臺灣人都充滿警惕了，這個「穿越」來得有點陡，猛然想起十多年前在香港海洋公園第一次玩「極速之旅」。
明眼人已然看出在這個猛烈的「穿越」中，火速省略了那個讓人五味雜陳的「愛拼才會贏」階段，便是作家楊渡今年一月在北京三聯書店剛出版的長篇自傳體小說《一百年漂泊：臺灣的故事》（台版名叫《水田裡的媽媽》），所要表達的核心內容。對此作者甚至借經濟史專家劉進慶《臺灣經濟史》的觀點——他認為臺灣經濟的起飛，是用很多工人的青春及應有權利之喪失鑄就的，類同大陸學者秦暉所說之低人權優勢——來為自己張勢助陣。劉進慶這觀點在他《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一書裡也有幾乎相同的表達，可謂一以貫之。當然不只是工人們在用青春打拼，就是由農人屢戰屢敗，卻屢敗屢戰，最終變成小企業主的父親，其座右銘「今不做，何時做？我不做，誰要做？」除了表達其個性與自由意志外，踵武時代步伐，不言而喻。
臺灣這一百年，首先是許多人在現實身份上出現的認同焦慮，連情感歸屬都出現某種難以釋懷的糾結。就像楊渡在他小說中說，祖母說自己出生時是清朝人，不久成了日本人，五十年後自己又成了中國人。沒經歷過不得已的身份變化的人，很難體會身份撕裂與認同感焦慮給自己帶來的諸般心理創傷與生活的不便。事實上，楊渡的幾位叔公的命運也因殘酷的現實而遭不同的播弄：一位被征到上海給日本人當通譯，後來日本戰敗，因逃避抓漢奸，近乎乞討才回到臺灣；一位被征到南洋為日本當軍伕，僥倖逃過美軍的打擊存活下來，卻終身痛恨日本政府坑掉他用血汗換來的軍餉；一位在台中成功領一帶給日本人養戰馬，被美軍轟炸削掉一條腿。沒過幾年，國民黨來了，美國人又成他們的朋友了。這讓對美軍曾經憎恨的叔公們，一段時期內不知所措，得有個外人難以理解的調適期。這就像文學家林文月曾記載其先輩在上海聽聞日本戰敗，像日本人一樣痛哭，過幾天才緩過勁來，說我們哭什麼啊哭，我們是戰勝國的民眾啊，因為那時他們已知道臺灣屬國民政府接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