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陸讀者，要理解臺灣「一百年漂泊」的狀態與心理，就必須理解族群、身份認同與現實之間常出現的割裂，這是我們閱讀楊渡這本書的一把鑰匙。也就是說臺灣的現實之根，卻一直並不穩靠。為什麼呢？史籍並無明載有政權統治的時期就不說了，自從出現政權治台以來，就走馬燈似地更換，從荷蘭（含西班牙在臺灣北部的短暫統治）、明鄭、清朝、日本、蔣介石政權，每個政權的變化，他們都存在著身份焦慮、文化認同、意識形態適應等方面的難題，需要處理。「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成為鎖定臺灣七十年走向最重要的事件，死傷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對受難者及其家人來說自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引起省籍、族群、身份、歸屬感等方面的情感糾葛與利益衝突，如此衝突甚至影響到臺灣當下轉型正義的實現。
稍有認知常識且面對現實的人，總是深知一個人的身份與認同，即便在一個大致相同的社會裡都不會是一成不變的——譬如我從農家子弟成為一個知識份子，對農村以及農民的感情，比那些完全不沾泥土的人要深，但與純農村人的身份與認同，肯定又是不一樣的——何況在出現非民選的政權改易的情形下。楊渡出身在台中農家，受惠於國民黨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但農業作為國民黨穩定其政權重要的基石，在讓民眾受惠的同時，其實對農民也存在一定的盤剝，並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如稻穀換肥料的政策，就是壓低農產品特別是水稻價格的做法，這做法與日據時期日本人利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政策對甘蔗的壓價統購，有一定的相同之處。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楊渡的父親才不甘心種田，因為那是沒有盡頭也沒有前途的苦役。正因進口替代、加工出口、政府大搞經濟建設的形勢下，農村的中小企業也加入了臺灣經濟轉型的「合唱」之中。
就算是比較成功的土地改革——當然與歐美大農莊高效率與競爭能力相比，臺灣的土改從長時段來看是否成功，現在已有不同的聲音，不過從臺灣人稠地狹、資源稀缺的現實境況來看，恐怕這還算是不錯的次優選擇——楊渡也承認因所處地位與身份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評價。他非常清楚地看到臺灣土改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因由：「土地改革能夠和平完成的奧秘，其實不是別的，只是鎮壓後的恐懼噤聲。一方面是反共清鄉的大逮捕，鎮壓有反共傾向的人與思想；另一方面是用土地改革來瓦解農村革命的可能性，雙管齊下，配合韓戰爆發，美軍協防臺灣，整個局勢終於穩定下來。」這說明楊渡清醒地知道因身份不同，而對土改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曾經擁有不少土地的臺灣精英被整肅，而那些追隨國民黨的「半山」精英也借此成為得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