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過程，雖然漫長曲折，但相較於許多國家，應該算是平和且成功的。暫時撇開政治惡鬥和唱衰的語言，客觀上說，台灣的民主化成就值得珍惜。
但不知從何時起，有一種相反的氛圍逐漸籠罩台灣社會的周遭，刻毒的語言暴力瀰漫各處，從政治領域到媒體評論，用語愈來愈辛辣，面目愈來愈猙獰。台灣社會近年來接二連三發生的極端暴力事件，應該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在預示台灣傳統純樸社會倫理的解體。民主如果只是一個空頭的抽象理念，而無法與原有的歷史脈絡和社會文化對話，那將是另一種形式的獨斷和暴力。「小燈炮」的媽媽說：我們需要一種從教育、家庭而來的根本反省。她的哀訴是深刻的，但卻是我們現在愈來愈遠離、愈來愈難以處理的問題。我敢說現在急急忙忙去立什麼法，或端出一項又一項的行政措施，都改變不了問題的本質。
我因而想到氛圍這件事。長久以來，我一直對台灣主體性問題有著堅定的信仰。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沒有人能用任何理由否定她存在的事實與尊嚴。但，我同時也強烈反對因為要追求台灣的主體性，而用去脈絡化的方式故意扭曲台灣史的內涵，甚至用刻毒的方式去羞辱1949年被迫遷台的「外省人」。16年前就在政黨第一次輪替的時候，我有感而發寫了兩篇文章（見後附），都與清明掃墓有關，是我家族和某布農族部落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不會只是原住民的經驗而已。其實台灣原住民並没有掃墓的習俗，日據時代以前，善終者室內葬、凶死者在野地簡易掩埋，沒有標誌、沒有墓碑。清明掃墓的確是受漢人和日本習俗的影響。
重點在於：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認同、不同的史觀、不同的黨派立場；我們可以爭論、可以表決、可以上街頭；但，我們的語言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刻毒呢？要答覆「小燈炮」媽媽的訴求，或許可以從改變我們的公共語言開始，營造一個比較積極的對話氛圍。政治人物、媒體達人率先實踐，行政措施、立法設計多往這方面鼓勵。有用沒用，要靠大家共同的覺 悟與對台灣未來發展的信心。
附一：我們是一家人：Sarumahenan ta
清明掃墓，我們照例清理、祭拜黃新年大哥的墳。
黃大哥是廣西人，因戰爭的關係右腳跛了，但並不妨礙他的行動。記憶裡我從小就認識他，聽母親說他曾救治過父親腳趾的瘡毒，熟識我們家族的每一個成員，從姨祖父到我們的子女。他的跛腳是因內戰中彈，子彈留在膝蓋內太久，丹毒引發的結果。來台不久，他和幾位同袍住在部落賓朗國小操場邊的臨時住屋內，時常照顧學校裡的小朋友。同袍中，有一位姓吳，斷了右臂，左手卻寫得一幅好毛筆字；另一位姓胡，盲一眼，為人亦頗熱心。他們都成了家，孩子生得不少，有兩位是我的同班同學。在那個年代，他們可以說是部落裡少見的「外省人」。我和他們的子女都算是好朋友，摔角、打鬥，常常是同一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