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非漢文史料是否當真隱藏了什麼「滿人的秘密」？清代檔案數約1000萬件左右，當中200萬件是滿文，以康熙時期誕生的朱批奏摺來看，與八旗、邊疆事務有關的議題通常會以滿文書寫，但這是否表示滿人有意隔絕漢人參與上述相關事務？不盡然。清廷早年重用旗人，而旗人大多不會漢語，又不必參加科舉，所以一旦外放為官，除非請專人代筆，否則皆只能以滿文撰寫奏摺。然而雍正之後情勢逐漸逆轉，旗人的漢文程度逐漸上升，滿文程度卻急遽下降，而且一去不復返，於是內地議題的奏摺幾乎全成了漢文的天下，邊疆議題雖還是以滿文為主，但也不得不與漢文和平相處。因此滿漢文之分，往往不是為了隔離議題，而是受限於撰寫者的語言能力，但這其實也不妨國家運作，畢竟許多旗人入仕「筆帖式」，滿漢奏章的互譯本就是常態。
新清史的領軍人物歐立德雖然不同意「滿人漢化」的論述，但他自己也認為，漢文化內容豐富、歷史悠久，對滿人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一旦滿人進入漢文化圈，就會想留在裡面，成為漢文化的一部份，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且清朝建國以來便一直如此，但他還是認為使用「涵化」（Acculturation）會恰當一點，因為即便滿人忘了自己的傳統，也不見得會改變自己的認同。然而這正是問題所在，當一群人連母語都忘了，生活習慣也與「異族」無所差別，維繫其認同的機制究竟是什麼？當然肯定還是有相關機制在作用，但企圖利用滿文檔案來佐證這件事，卻往往只能適得其反。例如清朝的正式國號 （Daicing Gurun，源於蒙古語，意指戰士國，漢語譯為大清國），歐立德認為漢人覺得「大清」二字聽來吉祥，但滿人與蒙古人聽了「大清」二字則會熱血沸騰，歐立德進一步說，如果只讀漢文史料就無法看到清朝的這一面。然而歐立德似乎忘了，「大清國」雖是正式國號，但它在滿文檔案中的使用率卻遠低於另一個順治年間就有的詞彙： （Dulimbai Gurun，意為中國），康熙遺詔的滿文原本、尼布楚條約滿文版以及其他諸多文獻中，講到國名用的都是「中國」這個字，而非「大清國」；另外帝王的稱謂也是另一個觀察的重點，康熙遺詔滿文原本中，康熙的稱謂用了 （xôwangdi）這個字，即由滿文音譯漢文「皇帝」而成的新字，而非內亞民族傳統慣用的「汗」（ xan），如果真要字字計較，這豈不成了滿人逐漸流失內亞性的證據？清代的滿人認同當然值得研究，但若只是隨意挑一個滿文字詞來探討，不免捨本逐末，更有先射箭再畫靶之嫌，這大概也解釋了為何新清史學者們在非漢語文獻的引述上，往往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歐立德最後也承認滿文檔案的重要性在於「能把我們帶回當時的語境中」以及「有些檔案尚未譯成漢文時，你可以先睹為快」，而非他們一開始訴諸的「挖出被漢文檔案遮掩的秘密」、「可以更加體現大清帝國的非中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