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示威者、醫護人員、警察以外，記者一直在集會現場用鏡頭和文字作紀錄，並起監察作用。當衝突發生時，有人流血受傷，目睹一切 ，精神必定受到衝擊。更甚是在近日示威中（編按：指香港反送中示威遊行），記者已穿上表示身份的黃色反光衣，但仍遭到警察無理暴力對待。可想而知記者朋友工作時，心理陰影面積有多大。不過，對於傳媒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仍是鮮有人關注。
傳媒工作者在注重職場心理健康問題上，處理手法仍落後於其他涉及創傷事件的職業。有關於記者心理問題，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 Anthony Feinstein，可算是首位就世界各地記者的心理健康狀態進行研究的人，對象包括戰地記者。在 90 年代末開始該研究之前，在電腦中搜尋，沒有一篇專門探討這個主題的文章，Feinstein 的研究是起步點。
到了 2001 年，一項研究發現，超過 85% 傳媒工作者經歷過與工作有關的創傷。其他研究表明，4 至 28% 的人在其職業生涯中，患有創傷後遺症，高達 20% 的人患有抑鬱症。即使是發噩夢、回憶、失眠、焦慮等心理症狀，未達疾病的程度，仍會對他們造成傷害。
2001 年 9 月 11 日世貿中心南座倒塌時，攝影師 David Handschuh 正為「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進行拍攝工作，災難中他身陷瓦礫之中，腿骨碎裂及被火燒傷。事隔 10 多年， Handschuh 回想若不是恐襲事件太令人難以置信，使他感覺極不真實，受到的創傷會更大。有文獻指出，長時間在創傷之下的記者，比那些間歇經歷精神及情緒壓力的記者，能發展出更強大的防禦機制。
然而，痛苦都往往隱藏在他人看不到的地方。Handschuh 說：「記者是士兵，我們大部分時間不是被射擊的目標，但我們用筆記簿來見證正常、理性的人類所逃避的事情。我們留下來，紀錄並說實話。」
即使新聞記者只視自己為觀察及紀錄者，但事實是，記者與受害者一樣容易受到創傷影響。塔爾薩大學（University of Tulsa）心理學教授 Elana Newman 研究新聞及創傷，她說：「事實證明，幾乎所有記者都暴露於創傷壓力之中。」當中包括身處於天災人禍第一現場的人員，以及必須篩選相關片段的圖片及影片編輯，也會直接或間接遭受創傷。
記者這項工作，除了面對採訪現場的危險，更需要面對資料來源及主題敏感度的問題、爭議、騷擾郵件，以及在社交媒體上的謾罵。Newman 說：「作為一名記者，比人們所知道的壓力更大。」她認為，社會因未意識到傳媒工作者會出現心理問題，未能提供支援，會是最大風險因素。
最有效的處理辦法，是主動求助。經歷颶風卡特里娜，失去家園及財產，但仍選擇紀錄事實的攝影師 John McCusker 試過因此情緒崩潰，做出偏差行為。他說：「這一切都必須從我們彼此照顧開始，而不是害怕說出『我需要援手』。」
文／ TAN HA LAM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CUP（原標題：紀錄真實的記者，也有心理健康風險）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