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正是為此而來，要經歷這苦難的時刻。
—〈約翰福音〉12: 27 —
在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一生發光發熱的城市威瑪 （Weimar）附近，有一個著名的布痕瓦德（Buchen-wald ） 集中營。這個集中營如同撒克森豪森集中營那般，二戰期間是納粹集中營，在二戰之後則被蘇俄改做特別監獄（Speziallager Nr. 2） 以及勞改營（Gulag）。1952 年起，東德政府開始籌備將此地改成國立紀念園區（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這是繼普勒層湖（Plötzensee）納粹受難者紀念碑之後，東德政府對納粹屠殺歷史成立的第二個紀念性地標。然而，東德政府對納粹過往採取的歷史記憶政策，不是民主社會基於「轉型正義」核心精神追求的人性尊嚴與多元價值，而是將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記憶轉化為東德共產黨對抗法西斯政權成功的記憶，象徵東德人民打敗法西斯主義的指標。因此在紀念園區豎立的「國立紀念碑」 （Nationaldenkmal），是為了歌頌共產黨的反抗英雄，並正統化東德共產黨（SED）統治東德的歷史地位。
歷史記憶在此成為政治工具。紀念園區與紀念碑的設置，不是為了提醒後世，過去踐踏人性尊嚴、摧毀自由價值的錯誤不可再犯；而只是為了紀念一個閉鎖且不容僭越的政治認同：「東德建國立基於共產黨對抗法西斯成功」。從這個角度來看，東德所設置的納粹受難者紀念園區，比較像傳統上許多尚未民主深化的國家追求的歷史記憶那般，著重於去記憶自己戰勝他國的光榮紀念、紀念自己的陣亡將士、或記憶別國曾經如何以霸權／不人道的方式虧負自己的國家與民眾。這樣的歷史記憶，比較傾向於在國族主義思考的框架下，藉由特定歷史事件來凝聚情感性的「家國」意識。「歷史記憶」也因此被視為是建立「認同」的基礎。
然而，這種連結「政治性」與特定「認同」的紀念園區，本質上很容易失去作為「墓園」與「安息所」的永恆關懷。因為歷史的紛擾在此無法止息，只是暫時性地被另一種意識形態、以及一時之間得勢的政治正確所覆蓋。這也就是何以東德對納粹大屠殺的記憶難以延伸到對「普世價值」的探討，反而轉換身形進入另一種國族主義的軀殼。社會學家 Jan Philipp Reemtsma 將這種性質的紀念園區稱之為「聖地型紀念園區」（Sakraler Ort）。來到這種地方，參觀者、悼念者不被允許可以發揮個人批判思考力，而是被「聖地」已經自我預設好的意義所統攝。「聖地」不需要向參觀者、悼念者說明自己何以被設立的原因，因為透過先自我神聖化，是前來的參觀者、悼念者必須用謙卑的態度瞭解聖地之所以為聖地的意涵。在「聖地型紀念園區」的現場，沒有容許可以提起疑義的空間，讓參訪者對「受害經過」與「對死者產生悼念」之間的關係，重新再做一次確認。因為詮釋相關歷史事件的觀點已經被預設好了，無法從多元面向允許新的思考、新的探問。除非能夠重新調整這種紀念園區面對歷史的方式，否則很難將其視為可以提供轉型正義教育適當的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