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第三種，官僚本位的思維，隨著近年業界愈來愈吃補助，也愈來愈多人講到了：對公務員來說，最重要的是「證明我有做事」，於是一切都要往「方便考核」靠攏。為什麼考核的標準，不問做事的效益，只問你做了多少事、生了多少文書？因為後者方便考核，可以簡便地給我提供安全感，即便是假的，有用就行。再說，就算你要考核實際的效益，怎麼考核呢？還是要有指標，而我們就可以在眾多指標之中，選擇最好混的那幾種，最後仍然是形式主義。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官僚的本命就在「名」上面，只要我的作為符合名目，我就沒事。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韓非說「循名責實」，現代社會講究法治，都是在強調用「名」來約束組織裡的每個人，但人總是想爽想偷懶的，我們總能發明一些虛功來躲掉實務。就像為什麼我說「名譽＞金錢≧自爽」，為什麼用「大於等於」呢？一因為金錢是較為客觀的判準，二因為我們要留餘地，數字不好看的時候要能講情懷。如果一部片票房不錯，就稱讚它貼近市場；如果一個作品沒人理，也肯定它在藝術性或本土文創上面的探索。相對的，如果不想讓一個案子過，你就挑剔這個沒有那個、那個沒有這個。同時，全力營造方便我得過且過的道德觀念與社會文化，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我們也可以不要這麼酸。其實，如果站在政府或者體制方面的立場，名譽、信用確實是最重要的。來看一段《論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裡「食」可對應金錢、資源，「兵」可對應實力，「信」就是名譽。對創作者來說「兵」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兵，本命在此；同理，對商人來說「食」最重要，而對政府來說，能聚人心的「信」最重要，只要有了人，兵和食都可以慢慢生出來，或者很快挖到。所以，我們的課題，不應該在爭論孰輕孰重，而應該是討論這三方面、這三種人要如何相輔相成才好。
但當然，能夠好好合作的，大都已經運作良好了；我們會聽到、看到、碰到的情況，大概都是不夠好或爛到透的。唱高調很容易，實際做起來很難。那麼，退而求其次，我們能搞的、會搞的、會被搞的，就是本位主義了：讓其他兩方面來遷就我。
要罵這個，大家都會，但必須說，這是生態所決定的。拿官僚本位來說，不管你是不是官僚，只要你的位置，是以名譽為首要，你就會傾向這樣。例如，寫論文的研究生，你最重要的是論文過關，在這專業領域裡取得一席之地，於是你論文就要合格，要正式，而且要體面。於是當你要拿文藝作品來作研究對象的時候，你就會用本系本門派的主旨和議題來篩選，來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