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反同志人士主張同志或性少數權益不是人權，他們經常舉例一些國際條約、法庭、組織如何處理同志相關議題，接著下結論說同志權益不是普世人權。然而，他們對於人權的概念和反對「同志人權」的證據在詮釋上往往非常可疑。
舉例來說，近日因立法院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爭議，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簡稱護家盟）又把其2014年的舊文《歐洲人權法院認定同性婚姻不是人權》端出來訴諸權威，質疑同性婚姻並非基本人權。當年此文一出，就有人撰文反駁，指出歐洲人權法院基於尊重各成員國的立法權，雖不要求各國都合法化同性婚姻，但至少必須在法律上「給予同性伴侶關係與婚姻大致等同的身分保障」。歐洲人權法院在Hämäläinen v. Finland案判決第85節也強調「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同樣適用保護同性伴侶和子女的家庭生活」，但護家盟至今仍一再誤用這個判決，主張同性婚姻不是基本人權。
但有時候，護家盟也會跳出來質疑國際人權專家的權威。例如，當《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稱CEDAW）第二次國家報告的審查委員建議台灣政府必須「修訂民法，賦予法律承認多元家庭」，護家盟就動員旗下近親組織出席2015年的CEDAW後續落實會議，批評這些人權專家沒有民意基礎，干預台灣內政。當時護家盟分身團體「台灣性別人權維護促進協會」就質疑：「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CEDAW 如果對我們國家是有影響力的，這些委員是不是應該訴諸民意？請他們來的標準是什麼？他們有代表性嗎？他的發言有正確性嗎？」
姑且不管護家盟究竟是信任國際人權機構的威權性，或者勇於挑戰國際人權專家的的專業威權，他們最後的結論總是一致認定同志訴求的權益（例如結婚成家）不是基本人權。護家盟的人權討論總是預設一套人權範疇，並將同志排除於人權之外，更是對人權概念的莫大誤解。
近代國際人權體系的建立，是奠基於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納粹大屠殺的慘痛教訓與反省，須知當年大規模侵害人權的集中營，不只屠殺尤太人，也包括身心障礙者以及同性戀，而造成這段浩劫的兩大元凶，主謀就是狂熱下的「歧視」，以及遂行這種歧視的「國家濫權」。因此，戰後聯合國所建立的人權體系，基本目的上就是在消除歧視，以及透過人權規範防止國家濫權。
在這種歷史脈絡下的人權觀，人權應該是幫助我們解決歧視和壓迫的工具，而不是用來證明「_____不應享有人權」。不管是聯合國的核心人權公約，還是區域的人權規範，人權要服務的對象也都是所有人，而且是具有各種差異性的人。畢竟，歧視的運作是建立在差異之上，例如性別、階級、身體的差異，思考人權就意味著要面對這些差異，而不是排除特定的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