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民的期待跟政府的施政也會有一定的落差。對當時的臺灣菁英和人民而言，脫離殖民統治了，人民有機會當家作主，可是在公部門服務的台籍人數和比率，並沒有比以前改善，甚至有惡化的現象，比例越佔越低，而且還同工不同酬。再就經濟層面而言，以前是日本資本壟斷的產業，戰後是否台籍菁英和資本家有機會參與呢？問題是：當時陳儀號稱要實施民生主義、發達國家資本，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下，日本時代一些重要企業，台灣人還是沒有機會參與。既然無法經營日治時期原有的企業，有些台籍菁英試圖由民間自己投資企業，看能不能有作為，結果在節制私人資本的政策考量下，仍然遭到打壓，也沒有機會參與。這些問題透過楊亮功的調查報告或是白崇禧的「宣字第一號」，都可以發現。楊亮功更指出政策面的根本問題：中央方面，對於新收復之領土，不惟不能多予以資本與原料之補給，以助長台灣產業之恢復發展，反而以種種徵收，以造成台灣經濟之貧血，與產業之凋敝。
臺灣菁英在經濟、產業部門的發展遭到壓抑是一件事，更嚴重的是，正如中國著名的文學家蕭乾在登在當時《大公報》的《冷眼看台灣》所描述的，煙囪都無法正常冒煙也就說明生產力的低落，既沒有機會生產生產力又低落，這是一個政府施政跟人民期待的落差。這和當時官方排斥臺灣菁英，而在這篇文獻中，對於台灣社會生活與中國之間的嚴重落差，也有十分鮮明的敘述。
而當時政府實際統治發生很多弊案，當然政府發生弊案也不是很特殊的事，很多時代都難免有些弊案，而當時政府面對弊案的這種態度相當的不負責任與輕佻。當時曾有議員質疑官方庫房鴉片不見了，正常的狀況下，縱使不願認錯，至少也應該回答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需要調查一下。想不到政府官員的回答是，這白蟻吃掉了，完全不理會。這樣的態度，也引起了輿論的不滿。
對於台灣施政出了問題，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此也不是完全狀況外。1946年，國民黨中央派了劉文島到台灣來做調查，調查報告除了指出當實施政不良的狀況外，還特別提及陳儀介入司法，袒護貪污首長的問題。對司法機關要去法辦貪腐事件時，陳儀如何一再，介入保護不法官員，有明白的紀錄。那個報告到了中央，中央又不處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除了文化的磨擦外，政府統治的政策實也不理想，行政機關的作為也不佳，當時中央又不願推動改革，這或許才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至於查緝私菸只是一個導火線而已，結構性的因素才是重點。
2. 責任的探究
近來，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問題，又再次成為討論的焦點，也引發不同觀點的衝突。基本上，他作為中國國民黨總裁兼國民政府主席，掌握國家最大的決策權，發生了國家公權力嚴重侵害人權的事件，本來就責無旁貸的。而檢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作為，蔣介石的責任問題更受矚目。這本來在2006年二二八基金會出版的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中，陳儀深教授已經基於史實有相當深入的討論，但是，基本的論證卻依然遭到沒有史實依據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