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評價八田與一，最好的方式就是直面嘉南大圳與台灣農民的關係。要理解嘉南大圳，應該要先理解興建大圳的背景：日本在1918年爆發「米騷動」，就是因為當時日軍出兵西伯利亞對抗蘇共及商人囤積糧食等等事件，導致糧價居高不下，百姓沒有飯吃，引發了大規模的流血抗爭。這場事件日本政府共逮捕了25000多人，有8000多人遭到有罪判刑。
這場暴動震驚了日本政府，為了讓稻穀供應穩定，就希望增加殖民地糧食的產量，其中一項計畫就是興建嘉南大圳。
同時，滿足符合日本內地稻米消費習慣，台中農試場的技師磯永吉先生，也在台灣培育新的水稻品種。終於，他在1920年代中期，順利培育出一款與內地口感接近的新品種，命名為「蓬萊米」（其實，磯永吉等農藝專家的貢獻，才是1930年代台灣農家收入提升的主因）。
蓬萊米研發出來之後，在台灣廣泛推廣。原本台灣是種植「在來米」，內地人是不喜歡吃的。但自從殖民地生產了廉價又好吃的蓬萊米之後，內地人就開心地大量進口台灣米，反而造成內地稻農的損失。於是台灣總督府就要控制台灣稻米的輸出總額，這是其一。
另一方面，台灣糖業為日本帝國帶來很大的收益，但台灣農民因為種植稻米的收入提高，就不是很願意繼續種甘蔗。總督府千方百計要引誘台灣人種甘蔗，但總是徒勞無功，蓬萊米的面積還是越來越多，排擠了甘蔗的生產。這就是1920年代中後期「米糖相剋」現象的由來。
1927年，日本學術界的良心，東京帝大教授矢內原忠雄先生來到台灣考察，他發現殖民地的製糖會社對待農民十分嚴苛，不僅透過原料採集區的制度來剝削農民，更用獎勵及貸款等告種手段，半強迫農民種植甘蔗，引發了各地農民的不滿，組織成台灣農民組合來對抗會社。關於這段歷史可以參考「二林事件（台灣吧）」的介紹。
於是矢內原忠雄在1929年於《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中，判斷嘉南大圳完工後，將會造成農民更大的痛苦，因為水利組合會透過水權，控制農民的生產。在水圳流域實行三年輪灌制度，一年種甘蔗、一年種雜糧、一年種水稻，以水圳控制農民種植甘蔗。他說：
如果追求嘉南大圳的社會意義，則歸諸：
（一）糖業資本的保護
（二）完全適合糖業資本的利益
（三）獨佔資本主義更高度的發展。
但後來嘉南大圳在1930年蓋好之後，農民並不如矢內原忠雄預期那樣被會社綁架。原因在柯志明《米糖相剋》這本書裡面有分析，因為日本人沒辦法壟斷土地、無法用熱帶農場的方式指定農民生產甘蔗。加上台灣家庭式農場很能自我剝削，生產成本超低，所以台灣農民還是可以在日本人不斷壓低糧價的情形之下，繼續生產廉價蓬萊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