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隨手寫便條時，習慣在信尾加註日期，而我國官方正式的公文書，標註日期更是必要。但是我國對紀年的作法，一直令人相當困擾，每個生活在台灣島上的人都必須懂得如何「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是因為我國使用紀年的方式，會因為說話的對象或使用的目的不同而改變。
何謂紀年方式因人或因目的的不同而改變？簡單地說，我國的公文書在國內採民國年，但是一旦用到國際場合就改採西元年。
舉例來說，國人的國民身分證跟駕照上的各式日期，採用的是民國年；但是每個人出國時所持用的護照，裡面登載的日期卻是西元年。
另外，在一般人的日常對話或是專家的學術研討，如果對方是外國人，談話中一旦論及歷史上的時間點，我們這一方必須把腦袋裡深刻記憶的民國年，換算成全世界通行的西元年。
這種民國年與西元年交錯並用的現象堪稱「一國兩制」。但是，一國並行兩制不難找出邏輯上的謬誤。因為既然有兩種選擇，兩者相較，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優」的勝出。
如果兩者的優點難分軒輊，則可從「缺點」來反比，兩者之中必有其一缺點較大；如果兩種制度的優缺完全相當，既然不能判別高下，那麼主政者更是易於權衡從中擇一，推行全國採一致的紀年方式。
民國紀年不符時代潮流
身處現代地球村，我個人主張公文書的日期標註應該全面改採西元年。在我看來，民國紀年的方式有如帝制時代的歷史遺緒，既無法反映現代民主思潮，更遑論與當代世界史連結接軌。
何以說民國紀年的方式是帝制時代的遺緒？回溯悠久的中國歷史，每當一改朝換代，時間序就改以新皇帝的年號起算，時間的脈絡彷彿中斷，一切歸零重新起算。即使清朝滅亡後帝制時代告終，但是當年建立民主共和的先賢們，也未能擺脫舊時代的思維，依舊承襲帝王時代的作法，以「民國」開始紀年。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民國紀年」有如一件老祖宗所遺留下來的陳舊破大衣，尺寸不合，樣式落伍，雖是人盡皆知，彼此心知肚明，但是由於害怕招來忘祖背宗的罵名，所以每當出門時，還是不得不將破舊大衣披掛在身上，做作樣子。
最近的例子是中國國民黨新任主席吳敦義的一封信，書信結尾標註年份為106（2017），此一作法有如提示公開的暗碼，讀者各自意會自我解讀，各方都找不到指摘的理由。
吳主席的紀年作法讓我們重新回味「誰去替貓掛鈴鐺」的寓言故事。對於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政治人物縱有不得不爾的考量，但是反觀一個掌管資源的現代政府，面對不合時宜的紀年兩制並行，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地尋求解決，訂出一套適合眾人遵循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