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七年（公元一〇七四年），有個叫鄭俠的人上書神宗，並提交了一幅《流民圖》。圖中描繪了當時民間百姓賣兒賣女、典當妻子、拆毀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慘的景象。這幅真實生動的《流民圖》給宋神宗極大的震撼。他改革的本意是希望百姓都能得到幸福，可事與願違。神宗因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暫時罷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項法令，這也導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罷相。
雖然王安石後來官復原職，各項法令也恢復執行，但由此可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動搖。《流民圖》反映出了當時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態，身處水深火熱中的百姓當然也不支持變法。據說在神宗皇帝去世後，司馬光由洛陽返回開封，參加皇帝的治喪事宜，曾經被京城數百名百姓攔截在首都街頭，群眾高呼：「請先生不要回洛陽，留下來輔佐皇帝，救救百姓！」為什麼百姓覺得司馬光好？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百姓求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主政，這實際上是從側面反映出了百姓的遭遇。作為變法受益者的百姓都不支持變法，可見王安石的變法存在嚴重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韓琦（前宰相）、富弼（抵禦西夏，守護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馬光（《資治通鑑》作者）、文彥博（樞密使、一代諍臣）、范純仁（范仲淹之子），甚至蘇軾、蘇轍兄弟，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名人，全都不約而同地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如果他們真的是因反對變法而斷送了宋朝，為何無論是在當時或者後世，對這些人品格和才能的評價都很高呢？一個人是徇私，兩個人是勾結，但幾乎所有人都反對，如果上上下下都認為你有錯的時候，若非方向錯誤，就是路線錯誤，或者技術上有偏差。即便說王安石的方向和方法沒有錯誤，至少他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古代人除姓名外，還會有大小字、別名之類。王安石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我對這個小字獾郎很感興趣。把獾的一些習性與王安石的行事做對比，可以發現一些有意思的事。獾性喜清潔，洞道內保持乾淨，不存糞便等汙物。如果按人的習性來理解，獾是「眼裡揉不得沙子」的。袋獾可以在三十分鐘之內吃下差不多相當於自己體重百分之四十的食物，可以理解為是個急性子。在王安石的性格特點中，排他、急進、富於攻擊性都很明顯。
王安石為人特立獨行。據載，他常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入神時則會隨手拿東西吃，吃了魚食也不知道。蘇洵曾做《辨奸論》，公認的就是影射王安石，其中寫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你喜歡怎麼穿怎麼打扮是你的權利，但你不是一個人，出面會客，其實就是一種社交互動。而王安石居然蓬頭垢面，說得好聽一點是「做自己」，但其實更多的是不尊重他人。老百姓尚且知道見朋友要穿件好衣服，王是當朝宰相，見人卻不知道洗把臉？從這些事可以看出王安石自我中心的排他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