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想要「富國強兵」，積極推動各項改革，結果卻被後世認為是宋朝滅亡的罪魁禍首，把他與童貫這樣的公認奸臣相提並論。此人正是王安石。
公元一〇六七年，中國歷史在波瀾不驚中再一次發生了皇位更替，年僅二十歲的趙頊登上歷史舞台，史稱宋神宗。是時，北宋的政權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充斥著冗官、冗兵而政費繁多。繁重的開支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到一〇六五年，國庫虧空已達一千五百七十多萬。財政的捉襟見肘使神宗很是頭痛，甚至取消了春季祭天大典的賞賜，以節省開支。歷史上將這個局面稱為：「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
神宗讓大臣列條陳，希望得到一些建議和幫助。可他聽到不是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就是要他布德行惠，或者選賢任能、疏遠奸佞，唯獨沒有人告訴他如何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在神宗鬱悶的時候，他想起了一個曾讓自己欣喜的聲音，這個聲音正是來自王安石。
王安石在嘉佑三年（公元一〇五八年）遞交給當時的皇帝宋仁宗趙禎的一份萬言書中，倡議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以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在趙頊登基前，有個叫韓維的祕書郎，每每在趙頊面前推薦王安石。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分，同太子議論治國之道，深得趙頊賞識。正是在那個時候，王安石告訴趙頊：「我可以幫您使國庫充盈。」這正是趙頊最想要的。
公元一〇六九年，王安石被已經登基的趙頊提為參知政事，次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改革推行新法，史稱「熙寧變法」。
從變法推行開始，反對的聲浪此起彼落。御史呂誨上書彈劾王安石，宋神宗不聽，貶呂誨去鄧州；《青苗法》剛一頒布，宰相富弼即稱病辭職；翰林學士司馬光公開出來反對《青苗法》，與呂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辯論；開封府推官蘇軾上七千餘言的長篇奏疏，強烈反對變法；翰林學士范鎮，右正言李常、孫覺等也上書指責《青苗法》；元老重臣韓琦出判大名府，上書大力攻擊《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等人也附議支持。
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我們知道是以失敗告終的。簡單地把變法失敗歸結於反對派的「徇私利己」顯然是過於粗淺了，很多人反對王安石變法不是因為他的目的和初衷，而是因為他的改革方式。其實反對派的司馬光也主張改革現狀。
司馬光不止一次向神宗進言，要從用人、理財等方面緩解已經出現的各種弊端。但隨著變法的深入，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之間分歧越來越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的方向是相同的，但路線各有不同。從發展的結果來看，雖然不知道司馬光的路線是否正確，但王安石的方式一定有問題，否則他理想中的改革受益者——老百姓不會反對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