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隨著村莊的人口成長，食物的需求會增加。需求增加便會推升價格，價格上漲會鼓勵地主開始耕種較差的土地：這些土地要花較多的力氣和設備耕種，因此唯有當食物價格相對較高時，地主才能獲利。這個過程可以無限持續：隨著人口增加，食物的需求也增加；需求增加，價格也會上漲，鼓勵農民耕種更多可用的土地。當價格夠高時，採取真正昂貴的生產方法就開始顯得有道理：例如建造防洪堤和大壩與海爭地。
但李嘉圖的最重要見解是這個過程會為多數地主創造極大的意外之財。食物價格會漲到連最貧瘠的耕地—多岩石、養分不足、烏鴉為患、水源欠缺的荒地—都能靠收成賺到錢，足以合理化在那塊地種植。但當價格漲到足以鼓勵人們耕種邊緣土地的程度時，所有的地主都會獲利豐碩。最有生產力的那塊土地的主人繼續以低成本收成豐碩，然後能以很好的利潤賣出，雖則他並沒有做任何事來改善土地的產出或作物的品質。此高生產力田地的主人能獲得那麼好的利潤，是可耕地總體稀少的結果。
李嘉圖認為，在快速成長的經濟，食物供給經常承受壓力，土地是稀少要素。當食物的價格漲到要運用更多的土地耕種作物時，勞工會落得將愈來愈高比例的工資交給地主，地主因而賺得大筆意外之財。
此意外之財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經濟租（rent）。這是一種經濟利益，此利益會歸諸某人，不是因為他做了任何有價值的事，而是因為他剛好掌控人們需要的稀少事物。當土地相對於其他要素愈來愈稀少［或者換一種說法，當其他要素（如勞工）相對於土地變得太多］，此要素便能獲得愈來愈高比例的國家收入，這是因為製造商、裁縫和酒館老闆等等會將賺來的錢花在昂貴的食物上，也就讓地主荷包滿滿。土地形成的瓶頸愈嚴重，食物愈必須漲價以便將邊緣的土地納入耕作，擁有高生產力優質土地的人便能享有更多意外之財。別的地方使用的土地愈差，身為地主愈有利可圖。這是土地的弔詭，生產力的弔詭。
在十九世紀初，李嘉圖認為這種發展模式會為歐洲經濟帶來厄運。他指出，土地的供給是固定的，當時的國家與經濟則在快速成長。農地相對於其他所有的要素不可避免會變得愈來愈稀少，直到地主取得社會的全部收入。社會顯然不會容忍這樣的結果，危機也就無可避免。
但李嘉圖—至少在某些方面—是錯的。從一八七○年（李嘉圖去世約五十年後）到二○○五年，農業生產大幅增加。期間全球人口雖增加為五倍，每人的農業產出仍然增加大約一倍。此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讓食物價格免於失控，食物的支出占總消費的比例大幅下降，農業就業人口與農業占經濟產出價值的比例也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