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國文課的「文言文」、「白話文」比例應佔多少，一直是台灣社會爭論不休的議題。某些有心人士會刻意將其簡化為「文白之爭」，彷彿文言與白話誓不兩立，必須爭個你死我活似的。事實上不論藍綠哪一方執政，都沒有說過要片面取消白話或文言，而是調整課本所佔的「比例」罷了，因為大家都很清楚，語言或文化的發展是連貫的（中文尤其明顯），文言、白話之間的聯繫豈可完全斬斷？
我們目今仍頻繁使用的許多語詞，例如「達人」、「庇蔭」、「保佑」、「成功」、「失敗」、「疑惑」、「不測」、「歲月」，乃至學生們常掛在嘴邊的「上課」、「放學」等，其實都不是什麼新創的白話文，而是源自至少數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文言文。這種現象一方面說明中文組合靈活與字義變動極小的特性，以致白話與文言之間的關係並不易完全切割；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袪除某些人擔心忽視文言文、傳統古老文化就會消蝕的疑慮。因為只要我們繼續使用中文，字詞中承襲自古代的經驗與智慧將會持續存在。
更何況，所謂的傳統文化並非僅由文字所承載，生活方式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我們仍在過春節、端午、七夕、中秋等節日，還是會拜拜、貼春聯、放鞭炮、發紅包，若要說一個調降中學國文課本「文言文」比例的作為就足以斵喪傳統，乃至消滅中國文化，若非信口開河，便是存心挑撥了。
至於文言、白話應在課綱中應佔多少比例？筆者認為並不是重點。很多人認為多讀文言文，可以上接古代典籍，有利於文化傳承。理想上來說是如此，但實際上卻未必。重點在於，中學生學習過數十篇的文言文後，就能輕易讀懂古代典籍嗎？其次，中學國文課真的能啟發學生們喜愛古文的動機，以致培養出好讀古典的興趣？
筆者讀中學時，文言文恐怕佔了國文課的七成以上，即使當時學習成效不惡，但進入大學讀中文系，才發現中學所接受的文言文訓練並不足以令我輕易讀通古代典籍，畢竟除了語法差異等問題外，我們與古人之間尚存在文化（生活方式）與思考方式的鴻溝，這可不是單純懂不懂文言文便能輕易化解的問題。也因此，即便是訓練有素的中文學者，往往在接觸某些陌生的古代典籍時，仍必須借助前人的注釋才能讀通（有時甚至只是一知半解）。專家尚且如此，更遑論一般只是讀過中學幾篇文言文的普羅大眾了。因此，說讀文言可以上接古典，理論上沒錯，但實際上仍有落差。
有些人可能會反詰，讀過很多文言文都不見得能上通古典了，那不讀豈不更慘？這就牽涉到筆者前述的第二個問題：我們的文言文教育真能啟動學生愛好古典的興趣？這恐怕才是「文白比例之爭」最值得關切的課題。思及此，則「選文」與「教法」遂成關鍵。有些文章的確經典，例如蘇軾的〈前後赤壁賦〉。
但過去很多老師的教法不外將題目稍作解釋，或介紹一下寫作背景及作者生平大概，至於內文則只是「翻譯」（文言譯成白話）一遍帶過，對於文章結構、意境、對個人情意的啟發，以及如何「應用」於寫作（或說如何有助於寫作能力之提昇）等，礙於老師個人學養或趕課壓力，就僅能付諸闕如了。試問，這樣徒具皮毛的教授方式，豈可能啟發學生上讀古典的興趣？而依我執教二十餘年的經驗，即便有些學生真的喜歡古典文學，除非未來走向研讀中文之路，否則也都很難養成閱讀古代典籍的習慣，真的走一回書店買書，大家有興趣的，多半是現當代作家的作品吧？
因此，筆者雖主張文言不可偏廢，卻也認為毋須過度誇大其在承襲古代文學文化上的作用，甚至以為學習它才能讀通古代典籍。它存在的意義應在於讓學生理解古代文學之美，並啟迪其如何有助於深化情意或提昇寫作能力等。相對的，白話文也是如此，倘使無助於情意啟發或語文能力的提昇，選再多也是枉然。因此，說穿了，文白比例之爭恐怕只是個表層問題，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我們的教材適當嗎？老師的教法有效乎？
作者介紹｜許又方
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文白之爭」只是表層問題）
責任編輯／潘渝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