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頭一次聽到台灣是在國小六年級的歷史課上，當時我十二歲，國家歷經巨大轉變，從共產變成民主不到三年。而一直以來都讓我們生活在陰影之下的共產老大哥蘇聯解體，也不過才一年前的事。
當時我居住在一個不尋常的國家。前一天，商店空無一物（因為是公營商店）；接著某天，政府允許民營，貨架上的商品便從最底層堆到最上層，而且都是作為孩子的我從沒見過或很少見到的東西：巧克力、香蕉、柳橙（共產時期，一年只有一次，也就是過耶誕節的時候，才能見到這些東西）。當時我的父母嚐到了即溶咖啡與西方啤酒的滋味，我們似乎頓時躋身為世上最好的一部分。
不過我們很快便知道這些繽紛美麗的事物皆有其代價。身為老師的母親丟了工作，因為轉眼間，我們已不再需要那麼多學校。這讓她患了好幾年的憂鬱症。好在她只是得了憂鬱症，因為在那個轉型的年代，說到自殺率，我們可是歐洲翹楚。
我就是在那段苦甜摻半的奇妙歲月裡從歷史老師那兒得知，當我們在波蘭飽受共產之苦的同一時間，台灣人多虧驍勇的蔣介石將軍，未曾嚐過那滋味。我當時覺得台灣歷史與波蘭歷史的走向類似，只是過得生活完全相反。在那個國家的歷史裡，多虧有蔣介石，不管是柳橙、巧克力、即溶咖啡還是西方的啤酒，台灣的國民全都能享有。
當時在我的記憶裡，台灣是個理想的國家，那個國家的人民不需經歷我們所經歷的事。
五年前，我收到一封完全意料不到的電子郵件。
寄信人是傑出的波蘭文譯者林蔚昀小姐，告知台灣的衛城出版社想出版我的《跳舞的熊》。這本書講述的是我們脫離共產主義所經歷的艱辛與曲折：成年後，我見到越來越多我們在黃金的九零年代所經歷過的困難。當時丟了工作、還得對抗憂症的人不只我母親，像她這樣的例子書裡多有著墨。
收到信的當下我很開心，怕是作夢，回信前還捏了自己兩次。一本波蘭人寫的書，寫的是不懂適應自由生活，不斷重複奴隸行為的保加利亞的熊（其實我們人類也一樣），竟會有來自世界另一端完美國度的出版社想簽下版權，令人難以置信。我跟林小姐提出我的疑問。「您錯了。」她說：「這本書講的也是台灣，那裡的每個人都能了解這本書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理解這番話。
《跳舞的熊》兩年前在台灣出版，於此之前已在二十個國家發行，讀者會透過臉書和IG找到我，或者不知從何處挖出我的電子信箱，但我在全世界還沒收過像來自台灣這麼多的讀者來信。這讓我很訝異。不過若是一本書能在世界另一端的人心中喚起這麼多感受，這對作者來說是很大的滿足。這些人的成長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卻能與作者共鳴，這會讓作者覺得自己寫了一個重要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