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美其名為「保管」，日方政府卻開始對莫那魯道的骨骸有種種「新使用」。1934（昭和9）年，能高郡役所建成，新廳舍的建築物正面立著一對巨柱，其上有著簡約的水平線條。為了慶祝郡役所落成，當局特別舉辦展覽會，參觀者達萬人之多，而莫那魯道的遺骸被放在其中，當作展示品用途，於玻璃箱內公開示眾，成為參觀者在會場中最有興趣觀看的部分。至此，事件起義者，已被當局刻意改成供人參觀玩味的「展覽品」。
展覽結束後，莫那魯道骨骸改由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接收，當時研究室負責人為知名人類學者移川子之藏。這一換手過程，讓莫那魯道遺骸又從「展覽品」變為「研究物」。 雖然表面上有了學術研究這樣的包裝，但很快地，「研究物」又在同年7月在臺北植物園的警察博覽會中被借去展覽，展覽完才移回臺北帝國大學，保管處由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改為醫學部解剖學研究室，改由著名學者金關丈夫做解剖學上的研究用途。據說接觸過的學者都對莫那魯道的「大腳」感到好奇。 至此，就鮮少有人聽說過莫那魯道遺骸去哪了，他成為一具只有編號的「標本」，與其他遺骨標本默默地躺在臺大所屬機構某處。
「抗日英雄」光榮返鄉？大中華敘事的問題
根據吳俊瑩的研究，直到1972年，「標本」才又由醫學院轉給考古人類學系，預計原本要繼續做研究與展覽等用途，但隔年卻有洪敏麟教授在「霧社抗日事件座談會」中提出的花岡兄弟與莫那魯道遺骨議題，在媒體上吵得沸沸揚揚，這時人們才想起莫那魯道的遺骨（其實，臺大各收集人骨標本區的單位，還有日本時代研究單位挖掘收藏的其他部落原住民遺骨，以及無主墳墓中被挖掘出的漢人遺骨），還靜靜地躺在考古人類學系內。 爾後，在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專案小組以及臺灣大學的合作下，莫那魯道遺骨才從標本區中被「移出」，移動上了「靈車」，並重新回到南投霧社，由民政廳「決定」地點，並用了一整套的漢人儀式，諸如花圈、靈堂、音樂等，祭奠這位「抗日領袖」。最後，莫那魯道被下葬在南投仁愛國小對面，正是霧社山胞抗議起義紀念碑的後方；在紀念碑的前面，還有一座中國式的白色牌樓，上面寫著「碧血英風」、「義膽忠肝」。
就這樣，莫那魯道遺骨才再也不是展示品或是標本，也終於回到了故鄉馬赫坡社原址較近的霧社安息了。可是，從上述官方主導的過程，以及下葬地點周遭氛圍可以看出，莫那魯道遺骨又重新被收編在中華民國官方視角下，成為中華民族抗日事蹟與景點的一部份了，而這又真的是莫那魯道本人樂見的嗎？是賽德克族德固達雅群族人能完全接受的嗎？ 這一點，沒有人能給肯定答案，但也許未來在原住民觀點與視角的幫助下，能將事件處理得更好、更精緻，以結束遺骨這一段在殖民體制下失蹤、展示、研究，接著又被強行賦予「中華抗日」的漫長流離之旅。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原標題：【莫那魯道遺骨失蹤事件】賽德克．巴萊奮戰之後，領袖遺骨去了何方？）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