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威爾父子是二戰前後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記者，老包威爾親歷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殘暴，被日軍監禁虐待，失去雙腳；而年輕包威爾卻在麥卡錫主義獵共的時代，受到自己國家的凌辱，失去紙筆，退出記者生涯。歷史捧紅了許多明星記者，卻逐漸忘記包威爾父子以記者身分投入大時代的艱辛。
做為台灣人，尤其不該忘記年輕包威爾在台灣最黑暗的時刻，勇敢進入台灣，向世人報導了1947年的三月大屠殺。他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第一批進入台灣的西方專業記者，在台灣停留九天，造訪現場與目擊證人，在三月底發表英語世界第一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詳細報導，大標題為「台灣的血浴」，震驚西方世界。之後各英語大報的描述，均不出這篇報導的內容。
筆者將翻譯「台灣的血浴」於後，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深入了解包威爾父子其人其事。年輕包威爾對二二八的報導絕非否認屠殺者制式的惡意曲解，認為都是出於美日帝國主義的邪惡動機，故意製造問題給中國。剛好相反，包威爾是中國忠實的朋友。事實上，包括國人熟悉的葛超智在內，他們對局勢的觀點都不是華盛頓的主流想法。
即使抽離二二八的脈絡，年輕包威爾在美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應該享有比他已得到的注意還要高許多的尊敬，對當代的新聞從業人員，仍不失為典範。以下是包威爾父子的故事，從1947年三月的一期The China Weekly Review談起，以下稱「中國評論」。
〈一〉
1947年三月初，老約翰・班・包威爾 (John Benjamin Powell) 過世，同年三月八日發刊的中國評論，以社論悼念了這位主持了近三十年的總編兼發行人。老包威爾的確是位值得尊敬的記者，中國每周評論1917年於上海創刊，自包威爾1918年接手以來，一直扮演著英語世界了解中國事務的重要窗口。包威爾十分同情中國的處境，對帝國主義的譴責不遺餘力，尤其對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也譴責戰前美國的姑息主義。他對國民黨的批判不輕，對蔣介石的獨裁十分不以為然，但基本上他把希望放在中國民族主義者身上，希望他們能盡快學習自己治理中國事務。
1941年日軍直逼上海，老包威爾堅持不撤出上海，要保護雜誌社員工與盡力救助淪陷區的中國人。但日軍進城後他自己很快就被逮捕監禁，在惡劣的環境下受盡虐待，雙腳嚴重凍傷而必須截肢。1942年透過美日換俘得以回到美國，但身體健康再也無法恢復。戰後他希望能回到上海工作，但除了勉強出席東京大審作證，已無法長途旅行，此生無緣再回上海。
老包威爾過世的消息傳出，各界悼念的電報湧至，該期中國評論節錄不少重要人士的電文，其中包括蔣介石與當時駐美大使顧維鈞。蔣介石這樣稱讚包威爾，「透過他正義與強大的筆，讓世界知道中國的原則」。顧維鈞說「全中國會一起哀悼失去這位偉大的朋友」。中英文的各大報也紛紛報導他的死訊，紐約時報稱他為英雄，備極哀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