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繪地圖是巴特在日本時的樂趣之一。他說：「看人寫字是件快樂的事，看人繪圖則更加享受。每當有人以此法告訴我地址，我看見對方將鉛筆倒過來準備用筆尾的橡皮擦，擦去多餘彎道、高架橋路口的筆跡時，我都會加以阻止。」
豪威爾（David Howell）是哈佛大學的日本史教授，他透過電子郵件向我解釋，日本史上的街道從未命名過。十七世紀的都市區被分為矩形的街區「町」，在町內擁有房地產者也具有某種治理的責任。町成為都市管理與地理的基本單位，一組町會經常共享同一個名稱；多數的區域會有一間店，新來者、外來者皆可來此問路。武士居住於比較大的土地上的牆防建物，故要找到較為容易，只要問問路、或使用流通的地圖即可。
豪威爾告知我：「人們似乎不覺得有需要將固定不變的名稱賦予土地或建物。我設想，這是因為町面積頗小，要找到事物頗為容易。」後來，土地加上了編號，而町更進一步分化成更多町，日本人似乎從沒理由對此作法加以變更。
此番歷史解釋有助於我了解，日本的系統是如何出現的，但我依然好奇的是，日本人起初為何認為町是將空間加以組織的有效辦法？薛爾敦（Barrie Shelton）是現居於日本的都市設計教授，他從一項特殊的源頭找到線索：他個人的成長經驗，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小城中的一個學童。薛爾敦在諾丁漢（Nottingham）長大，老師曾給他一張橫線紙，教他寫字母，學習目標是整齊地沿著橫線寫字母，他說有時候還會有「多出來的線，為了對齊小寫字母的上端與下端」。我在美國學寫字的時候也是這樣，現在我五歲的小孩還是這麼學的。
然而，使薛爾敦感到驚訝的，是他的妻子繪美子學習書寫的方式。繪美子來自日本，而她書寫的紙看起來和薛爾敦與我記憶中的都不同。日本人有三種不同的書寫文字，大量書寫的日文使用漢字，也就是從中文借來的字，漢字屬於表意文字，每個字都代表一個詞或概念，雖然漢字的形狀可以讓人摸索其意義，然多數情況下漢字必須予以背誦而記住，而不能「拼出音來」。
漢字不是書寫在線上，繪美子告訴薛爾敦，日本人書寫的紙張沒有線，而是有許多方格（稱為「原稿用紙」，至今日本的學校依然使用著）。每個漢字都是獨立的，且它們都可以獨立地被全然理解，這有異於英文字母，英文字母必須放在線上、拼在一起、由左向右讀，才能夠造就出語詞（英文字必須注意空間配置，例如redone 和red one是完全不同的）。閱讀英文時，如果字母全部都是大寫，也是件很累人的事；如果閱讀垂直書寫的英文字，那更是令人痛苦。但是日文可以用很多種方式閱讀，薛爾敦指出，鵝毛筆「在紙上書寫時是往同一個方向去」，而日文用筆則可隨意朝各種方向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