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放晴的星期六下午，台北市信義公園聚集了帶著孩子出門享受陽光的城市小家庭，幾隻小型犬在草地上追逐主人手中的拋接玩具，一旁剛學會走路的孩童搖搖晃晃地推開媽媽的手，向前邁出步伐，不一會兒便跌坐在地上。不遠處，正玩到興頭上的男孩氣急敗壞地對著媽媽嚷著：「我不要回家！」，隔著一條街、與公園裡的祥和景色相反的是，舉著標語牌與雪山獅子旗，喊著「流亡藏人要回家」口號的遊行隊伍。
今年是310遊行第59週年，從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開始，相關集會年年在世界各地舉行，這是遊行在台灣舉辦的第十五年，也是隊伍進入信義商圈的第七年。一個遙遠異鄉的政治訴求，為什麼能在台灣持續發酵？作為一個為世界所關注的人權問題，為什麼台灣遲了近四十年才加入討論的行列？當初為了能夠有效擴散訴求，而選擇在中國遊客眾多的信義商圈做為主要的遊行地點，在七年後的今日，還具備了與當初相同的效力嗎？
從故宮博物院典藏的一紙條約看鐵鳥來臨前的西藏
數年前，在歡慶民國百年的一系列文化活動中，故宮正館一樓的陳列室也加入了行列。展覽「百年傳承，走出活路－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展出了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以降，轉由台灣外交部收藏、精選的八十八件條約及地圖，當中包含了1875年由直隸總督李鴻章（1823－1901）、海關稅務總司賀德（Robert Hart,1835－1911）與英國駐北京公使威妥瑪（Tomas F Wade, 1818-1895）在山東煙臺芝罘山簽訂的《煙臺條約》(link is external)。
《煙臺條約》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部份：對於「滇案」的後續處理、英國駐京官員與滿清官員的往來事宜，與通商章程。特別的是，在《煙臺條約》正文後另外附了一條專則：「現因英國酌議，約在明年派員，由中國京師啟行，前往偏歷甘肅、青海一帶地方，或由內地四川等處入藏，以抵印度，為探訪路程之意，所有應發護照，並知會各處地方大吏暨駐藏大臣公文，屆時當由總理衙門察酌情形，妥當辦給……」。
彼時的英國在印度的勢力日趨穩固，有大把時間可以從毗鄰西藏的印度喜馬拉雅地區或是尼泊爾入藏，而不需要大費周章在地圖上繞一圈，從四川進藏。到底西藏存在著什麼樣的吸引力？是什麼原因延遲了英國人大舉進入西藏？又或者，這條經由專則所串聯起的「印度－西藏－中國」路線所蘊含的商機才是當時英國的主要目標？
1871年，侵占伊犁地區（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部）的俄國，在攻陷塔什干之後，逐步逼近西藏高原；英國也從南亞向北推進，先後佔領了當時仍受西藏保護的小國，如：錫金與拉達克，顯然，西藏高原在中亞大博奕當中，淪為英國與俄國穩固彼此在亞洲勢力的棋子。然而，除了高原嚴苛的氣候外，持續拒絕與英國接觸的西藏，也讓英國轉而將腦筋動到當時宣稱對西藏擁有轄治權的中國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