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老師準備開始受訪，藝生們各自散落角落，抱著月琴、盯著譜，撥弄幾下又低聲唱唸幾句，反覆著又反覆著，那神情，是想熟練所有段落的專注。一邊調整坐姿、一邊喝水潤喉的楊秀卿，耳朵機敏得很，一聽有狀況，不時就出聲提醒咬字、聲韻，所謂耳聽八方，大抵是如此。
然後她說起自己小時候學唸歌，都是一句句硬背、硬學，不求甚解，「一段歌，我就一直唱、一直唱，詞的意思或想傳達的意義是什麼？我不知道，也不敢問，人家教，我就趕快背，因為要演出賺錢啊。詞句的體會，還有什麼粗話、黃話的雙關語，小時候的我哪會知道，反正觀眾笑他們的，我唱我的。」
人生是最好的見證，生活是最好的導師，等到年紀漸長，眼界漸開，楊秀卿漸漸領略歌詞裡的雙關暗喻，那是語言的趣味，台語獨有的況味，也是禁唱的原因。她舉了個例，那是「孟麗君」的段子，大意是皇帝在花園跟孟麗君調情，興致一起，說著「鴛鴦水鴨做一池」，「就是這一句，被人家說很黃，要禁。」那大約是民國60至70年、是講台語會被罰錢的年代。
走唱生涯：一個從被壓抑到瀕臨流失的語言
楊秀卿的唸歌發展，一路隨著台灣社會的脈動起伏。年少時，她跟義母、義姊走唱，那時沒有什麼大眾娛樂，每個村庄口、每戶人家門前，都是舞台，餐館酒家、茶室工廠，都有需要唸歌消遣、寬慰心裡的需求；戰後年代，以台語表演的唸歌政治不正確，加上孩子出生，收入不足以維生，她改為一邊唸唱、一邊賣藥，後來也轉戰電台，養出了一批聽眾，鼎盛時期，全台有53家電台都在播秀卿的唸歌，卻又遇上政府推行國語運動，賴以維生的技能，竟成為生活裡最沈重的包袱。
「電台的人要我學國語、用國語唱，我說，這種國語唱不來。」楊秀卿的絕活、身上揹著的月琴，從此只能藏箱底。後來，還好有許常惠老師，「他來邀約，說這唸唱是台灣的文化，再不演出，會失傳，會被忘記。他找了我，還有很多傳統戲曲的老師到台北青年公園演出，我才又開始。」
「台灣話實在是卡好聽，音分得比較清楚。」楊秀卿突然有感而發。她說，別的語言，很經常是「同一個音給好多個字用」，「台灣話不是，譬如『香港買香，香很香』、『把門打開，開水開了』，若是用華語唸，聽來都一樣，台灣話音很多，唸起來就不同款了。」
事實上，經過時代變遷，經過語言政策的影響，年輕一輩的台語能力流失得驚人，楊秀卿經常一邊教學，一邊長嘆，「唉，這個你們也不懂？」她說，年輕人經常講不輪轉，就算教了、說了很多次，「還是聽無。」緩了一下，她說，「年輕人，我要糾正好，不輪轉，我慢慢喬，喬到好。啊，可是他們很多人都寫完論文就再見，好不容易喬好的，又整組還給回去了。」那語氣，無奈得讓人有點沈重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