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要「灣生回家」，在日本出生的台灣人則一夕變成了「中國人」，搭乘著遣返船準備踏上這塊陌生的「故土」…
台灣難得一見的推理時代劇，卻藏著比案情更迷離的「真相」
公視今年8月推出時代劇《憤怒的菩薩》，改編自日本名作家陳舜臣1962年發表的同名小說，述說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台灣學生楊輝銘（巫建和飾演）與陪他一同回鄉的中國同學陶展文（吳慷仁飾演）被捲入妻子娘家「菩薩庄」的一連串離奇命案，兩人決定聯手找出真相…
雖然破案過程中充滿懸疑冒險，卻也有許多對當時社會現象的種種省思，可說是紀錄台灣戰後實況的重要作品。這部電視劇不但是國內少數以推理為題材的大作，更能讓人一窺1940年代的台灣長什麼樣子。
除了一般風土民情的觀察紀錄，也對當時台灣人所面臨到的政治、社會變遷有非常深刻的描繪。像是主角的岳父林老爺在日治時期擔任庄（鄉）長，但兒子卻跑去中國抗日，被指控為叛國（日本）賊，庄長為了保全家人不得不積極協助日本政府，戰後卻被懷疑是幫助日本人的「漢奸」，不得不辭去職務。
但諷刺的是，原本的「叛國賊」兒子卻在戰後成了「抗日義士」，使得家族沒有受到太大的波及。這類身分的轉變、認同的矛盾，都能讓人深切體會到生在那個時代的無奈。
但本劇導演許肇任強調，這部戲並沒有要傳達任何立場，也沒有要大家選邊站，指是想藉由鏡頭帶觀眾穿越回70多年前的台灣，也許每個人看了都有不同的體悟。
作者在台灣三年的驚心動魄，化做一尊「憤怒的菩薩」
說到《憤怒的菩薩》，也與作者陳舜臣本人的身世有著密切關聯，他1924年出生在日本的台灣人家庭，在神戶長大，卻在日本戰敗後一夕改變身分，成為「中華民國國民」，同時也失去了日本的國籍與工作，被迫返回台灣這個「陌生的故鄉」。而他的這段遭遇，也成了小說的故事背景。
而陳舜臣在台灣的歲月雖然只有3年多，但他經歷過政權交接的尷尬時期，也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的怵目驚心，最後他選擇返回日本，並在多年之後將這段時間的所見所聞轉化成小說，以一連串的血腥慘案伴隨著各個人物的際遇變化，來探討「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漢奸」。
所以《憤怒的菩薩》在改編成電視劇時，也將主角楊輝銘的背景由留學回台的青年，改為在日本長大的台灣青年，讓主角的背景更貼近陳舜本人的身世。而片中的旁白，也可以說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讓他跨越時空與觀眾對話。
導演許肇任，也為了拍戲翻閱過原著無數次，他受訪時意有所指地說，原著中作者有提到台北、艋舺、大稻埕等這些實際上的存在的地名，為什麼只有案發地點「菩薩庄」是用化名？作者又為何要這樣做？看完這部作品，可以來思考一下這個「最後謎團」。（陳舜臣所指的菩薩庄到底是哪裡？筆者推測可能就是指他的祖籍新莊）
數百年來政權來來去去，台灣人到底應該「是誰」？
台灣從四百年前開始，就是國際上的兵家必爭之地，有許多勢力都想要取得這片土地，荷蘭、西班牙、鄭成功、清朝、日本，比較少被提到的還有美國（編按：美國商人在1850年代曾企圖殖民台灣）跟法國（編按：日治初期日本一度想將台灣賤賣給法國）。筆者認為，這種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身不由己得苦悶，與前總統李登輝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把這樣子的悲劇宿命叫做「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似乎有異曲同工之感。台灣人到底應該「是誰」呢？在《憤怒的菩薩》中，你也許也能嗅到這股縈繞數百年、揮之不去的複雜愁緒…
也許是因為如此，以往台灣的時代劇，尤其是描寫戰後的影視作品，都是走一個比較悲情、苦悶的路線，像是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林正盛的《天馬茶房》都是如此。但許肇任導演卻想要調整一下這樣的色調，他認為「不管日子再難過，人們還是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也許在本劇中，我們會看到不太一樣的「戰後台灣」。
*「憤怒的菩薩」於2018年8月18日及8月25日，週六晚上九點公共電視播出，一次播兩集。並於8月17日於桃園電影節擔任影展開幕片，放映「影展特別版本」。
責任編輯/陳憶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