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一向習慣大事化小，把種種問題歸因於執行者個人或底層管理者，刻意忽略其中的結構性問題。
「永別了，穆罕默德，我們會為你復仇。我們今天為你流淚，我們將讓那些造成你死亡的人流淚。」──突尼西亞人，在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葬禮上
看著李承翰被刺的畫面，我的心中滿是問號。
為什麼要他去處理這種補票糾紛？為什麼他會站在那個位置？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去？為什麼後續沒有支援？為什麼？為什麼？
所有的悲劇都不是「個案」
警察體系存在著很多問題：勤務編配、警力運用、安全觀念、訓練資源等等，也一直有人探討當中的問題。然而，還是有無數警察因為這一些問題而倒下。
警政署長事後召開會議，表示要提升「執勤安全」及「執法尊嚴」。但為什麼這些事情一直在發生？為何大家不願重視執勤安全？
因為，這個制度並不重視。它讓其他的價值與規則凌駕在生命之上，使我們相信所有的悲劇都是「個案」。
「你們警察好可憐喔！」每一次有人這樣說時，我都充滿疑問。
如果真的覺得我們好可憐，那為什麼還要讓我們陷入這種可憐的局面？當把種種問題都讓警察承擔時，警察就只能成為所有問題的祭品。
在李承翰案件發生後，台鐵公司表揚員工「沒有乘客死亡」，但在這過程中，明明死了一個警察，卻彷彿與台鐵無任何關係。至於要如何增進公共運輸安全？卻仍是將它推給警察，「要求警察提高見警率」、「增設巡邏箱」。
在台灣，似乎許多事情都變成警察的責任。
銀行被搶了，是警察沒有顧好銀行。學校裡發生霸凌，是警察沒有進入校園巡邏。廟會造成的交通壅塞，是警察沒有好好疏導的錯。
然而在國外，他們不會把這些事情當成是警察要負責，甚至他們認為不該讓保護公共安全的警察，幫私人企業收拾善後。
死了一個警察之後，我們更進步了嗎？
二○一八年，日本東海道的新幹線發生一起無差別持刀殺人的事件。事件發生後，所有的日本鐵路公司不但增加保全配置，並規劃保全一同乘車戒護。
他們還訓練員工防身術，進行對抗歹徒的狀況演練。司機與乘務員身上都配備強力手電筒與辣椒噴霧。車廂內也新增防護盾、刺叉與急救用品，讓員工都熟悉裝備的使用。而後日本政府進一步修改《鐵道運輸規程》，禁止乘客攜帶未包裹的刃物。
但台灣的鐵路公司與警政署做了什麼？事件過了一年，我們還看到列車長未配備防身噴霧的新聞。
死了一個警察之後，我們並沒有更進步。
沒有增加避免危害發生的制度與措施，只是繼續讓基層警察做這些無謂的工作，讓原本應該承擔責任的人迴避責任。
眾人繼續高喊「維護警察執法尊嚴」，但也繼續讓基層警察處於毫無尊嚴與保護的職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