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道德是奴隸的道德，而現代世界並不需要奴隸。」 — 伯特蘭·羅素
” The morality of work is the morality of slaves, and the modern world has no need of slavery.” – Bertrand Russell
工作究竟為了什麼？這是每個人都需要問自己的問題。
上班下班，無疑是最花時間的事。特別在東亞的現代社會，一份只有九小時的工作，已是不可多得。若果各位找到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已算是十分幸運，猶如找到遠古恐龍時期的化石般出奇。正常的工作生活其實不應如此，不過活在這個城市的人，習慣把不正常當作正常。
香港人習慣把某些工作倫理（work ethics）的口號掛在嘴邊，很喜歡形容自己靈活多變、勤奮上進與快手快腳，老土一點便形容自己有「獅子山精神」。「時間就是金錢」，所以行動要更快更果斷。這些格言都是對辛勞與勤奮的讚頌，只要法律容許，便要想方式獲得利潤。對這些人格特點的讚頌，並不僅僅來自於中華文明的傳統思想，亦源自工業革命的時代。
工業時代的工作倫理
了解某個概念的源起，不能不從歷史中考察。
三百年前，歐洲進入了工業時代，出現了諸如蒸汽機及工廠等新事物，這不僅令生產力大幅上升，工廠取代傳統的莊園手工業，更改變整個人類的生活模式。以往的莊園經濟，居民要和家庭的成員及鄰里合作，通常關係比較接近；而工廠的出現，則使大批陌生人在同一個地點共同合作。這種關係稱之為「工友」，而在服務業為主的行業則稱為「同事」。
工業革命之前，根本沒有「工友」，亦沒有「同事」這種關係。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中，整個生產模式是以家庭為單位，你的老闆可能是你的父親，你的同事則為你的兄弟姊妹。對於這種關係，傳統漢文化似乎沒有對此作出區分，並把這種工作倫理歸類為血親關係之間的責任與義務的其中一種。
工廠的量化生產（mass production）需要大量的工人協同合作，故此形成人類的一種新的人際關係形式。以往，人們可能在居住地點附近工作。工業化後，工人需要遠離住所，前往工廠工作。若果所有人到達工廠的時間不同，便不能夠順利合作，早到或遲到所產生的剩餘時間，亦是一種經濟上的浪費。故此，守時與守信用成為了工業化後集體合作的基本信條。例如，飛機與火車必須準時離開和到達，否則會造成大量人的不便與意外。
勤奮亦成為工業時代的一種美德。一個勤奮的工人，可以在同業間贏得好的名聲，而這種讚賞不僅可滿足工人的自尊心，更有助他日後工作仕途上的發展，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