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時並非所有人都抱持如此樂觀的態度。1929年夏季，紐約州眾議院銀行委員會（New York State Assembly’s Committeeon Banks）主席擔心市場如果崩盤，「銀行取走作為貸款保證金的股票後，持有投機信託股份的投資者將一無所有」。著名銀行家與聯邦準備系統幕後功臣之一—保羅．沃伯格（Paul M. Warburg）輕蔑地將投資信託稱為「公司形態的股票普爾」。令沃伯格擔憂的不只是當時的投資信託風潮；1929年3月，他還對《商業與金融記事報》（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讀者警告道：
歷史總以令人痛苦的方式重演，而它已經教導過人類，投機過度擴張必然會以過度緊縮與貧困收場⋯⋯然而，若允許投機縱欲擴散得太遠，最終的崩潰不但會影響投機者本身，還會帶來全國普遍性的蕭條。
擔心投機狂熱可能招致慘痛後果的人，不只有沃伯格一個。柯立芝總統時期的商務部長胡佛從1926年年初就開始低調地警告他人，過度投機與過度擴張分期信貸這類行為，都會威脅到國家長期的繁榮。胡佛在1929年年初任職總統時，試圖處理投機問題，但因為他認為在《憲法》規範下自己不應該制定股價限制，因此他轉而呼籲報社編輯對讀者發出股價相關的警告。財政部長梅隆在此之前一直從事多頭操作，這時胡佛卻要求他鼓勵大眾少買股票、多買債券。儘管胡佛多次告誡民眾，這卻和1845年鐵路狂熱時期英國首相皮爾的警告同樣無效。胡佛和銀行家商議投機問題時，他們禮貌地對他說起了新時代哲學信條，而一些較不出名的人們提出關於過度投機的警告時，人們只叫他們別再「用沙袋封堵美國」了。
群眾的瘋狂
人們依照新時代理念對股票進行再估價，使得股價飆漲到公司收入的30倍，而反對這類再估價的論述則相當有道理。從1924年開始，股價就以企業盈餘的3倍速上漲，居高不下的利率也開始扼殺經濟活動了。由於薪資沒有調漲，分期借貸已經達到了擴張的極限。黃金從倫敦與柏林流入紐約，迫使歐洲利率提升、弱化了歐洲經濟，也對美國出口產業造成負面影響。至於美國本土則因為農產品價格下跌，使得美國農民的購買力下降—問題是，當時美國有一大部分人口都是農民，這就表示美國國民的整體購買力都下降不少。1929年8月，《北美評論》寫道：
新時代先知設想了企業併購、出口增加、人口成長，以及新產品加倍出產，但相對這些願景，我們必須考慮到反壟斷法的執行、歐洲競爭增強、外國對關稅措施的報復、價格水準下降，以及購買力有限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