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台灣社會也步向了這個副作用極大的日本社會曾經上演的悲劇。
日本社會在九○年代開始頻繁的出現無差別殺人事件，這樣的嫌犯又被稱為「通り魔」，剛開始，日本社會跟今天的台灣一樣感到驚恐與憤怒，某些輿論開始支持國家應該執行更多死刑、應該賦予警察和司法更積極的權力去防堵無差別殺人事件，但是，當日本社會發現，這些一切所謂的「防堵」措施都沒有辦法遏止通り魔事件接連發生。
而通り魔殺人者往往存在高度的相似背景，這些嫌犯幾乎都是年輕人、遭遇失敗或挫折對未來感到絕望、遭到社會排除，致使殺人的「動機」往往是一種表現式的、對社會所進行的「報復」行為，而必須以一種「社會病理」的現象去面對與檢討時，2008年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爆發，人民開始將不滿的矛頭指向造就當今日本貧富極度懸殊的社會、派遣勞動和非典型雇用的氾濫、年輕人普遍對未來感到絕望根源的政策罪魁---自民黨政府，2009年夏天的政黨輪替，很多人說，秋葉原殺人事件帶給自民黨政權的沉重的打擊。
當無差別殺人事件在一個社會出現時，也就正式宣告這個社會的結構已經出現了極大的問題，國家如果不從檢討社會結構下手，而只是召喚權威將嫌犯處以死刑示眾，將完全無法解決任何問題，無差別殺人事件只會從今天開始一再的在台灣出現而已。
兇手或許罪該萬死，但是站在道德最高處號召處死兇手滿足當下報復的快感，只不過是便宜了對事件的發生必須負擔連帶責任的社會與國家，無論再怎麼的恐懼與憤怒，請不要忘記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再窮兇惡極的嫌犯都有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嫌犯必須有辯護律師介入協助，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將嫌犯交給國家，他將徹底的淪為執政者為滿足自身目的與利益所需的「創作劇本」、「標籤製造機」、與「民意提款機」，他將成為國家藉以濫權整肅一切異己的道德依據。
我知道社會對死者與家屬的哀悼與關注不會少，如果可以，希望有人可以用適當的方法介入並幫助加害者的家屬，因為他們也已經註定永遠失去摯親，卻更要面對來自社會輿論的拷問與追殺，但他們不是罪人。2008年秋葉原事件兇嫌加藤智大的弟弟，上個月自殺了，這個消息再度震驚了日本社會，加藤的弟弟在自殺前的遺書中作出了沉痛的告白，他說哥哥作案後，整個家所面對的是接踵而來的、來自媒體和輿論每日近於拷問的批判與追殺，他曾經努力的要活出被社會標籤為「兇手的弟弟」的陰影，但媒體的追殺與社會排除的效應讓他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工作，原本論及婚嫁的女友，也因為女方家人極力反對而分手。
在加藤弟弟最後的人生歲月裡，走投無路的他選擇自我孤立、逃避一切再與社會接觸的可能性，加藤弟弟的遺書寫著「無論如何努力想要向社會證明我不會成為哥哥那樣的殺人犯，但經過了六年，我卻仍然是『犯人的弟弟』…」、「然後我發現，因為作為加害人的家屬，我這輩子已經注定被剝奪追求『幸福』的權利了，這就是現實，所以，我決定放棄活著…」
當悲劇已經發生，我們應該做的，是不要再次順著劇本走上一輪日本社會的慘痛代價。要做的事情太多，在最悲傷和最恐懼的時刻，請不要忘記我們對彼此的愛、信任與溫柔，才是此刻深受創傷的台灣社會最需要的力量。
文 / 張智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