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接機上見
《聶隱娘》用了一年半光陰來剪，比拍片需時還長。
不說時間說光陰，因為時間是有死線的，此片卻不大理會交片的死線壓力，做手工藝般剪剪停停還補拍，一度迷茫到似乎永無完成之日。
期間，謝海盟的書《行雲紀──刺客聶隱娘拍攝側錄》早早已寫畢。我一直對這部電影極度悲觀，即使坎城首映後一面倒的佳評也得了獎，仍不改我的悲觀。這時候，便把海盟書拿來翻看解憂，這本我稱之為「留下活口」的証詞之書，以此打氣，以此立志。
編劇服膺於語言法則，「我身處於文字的這方」。
而導演，他身處於影像的那方。
那麼，在我們文字方來看，那漫長又無賴（光陰無賴是窮秋）的拍攝現場，那折扣再折扣的拍攝過程，影像方的侯孝賢，他怎麼看？啊，他迫不急待的要奔赴現場。經驗告訴他，現場一定不辜負他，凡呼必有應。未知的現場靜候著他，會帶他到他要去的地方。
這樣的現場，顯然，不再只是一個執行劇本的所在。換角度言，劇本並非施工藍圖照表操課，「一個蘿蔔一個坑，怎麼可能，我哪受得了。」侯孝賢說。所以劇本之於現場比較像，投石問路。像釣者垂釣，肯定是釣魚囉，但魚從哪裡冒出？魚長什麼樣子？最神采的時候永遠是，你發現的東西，未必是你所期待的東西。
侯孝賢常拿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話來說，說多了連我也以為是他說的，因為那正是他拍片的寫照：
電影在腦中想的時候是活的（我們的劇本討論階段），
卻死於劇本的紙上作業（我將之整理成白紙黑字，工作情形像一名祕書，而非編劇。所謂劇本，是寫給劇組據此以執行攝務，侯孝賢一向並不看。同理，若像電影工業大國那樣，劇本排長龍的等著他讀他選他拍，那是從來也沒發生過的事，他只會拍他獨自的腦中物），
然後在拍攝當下復活了（布列松甚至極端的表白，影片成績，在「即興創作」時突升，「執行創作」時，跌降），
然後死於底片，而在剪接裡再次復活。
是的剪接。侯孝賢經常掛嘴邊已成口頭禪的是：「看看有什麼，剪什麼。」或是：「這些都難說，要剪了才算。」或根本像決勝前夕撂下話：「剪接機上見。」或這次海盟的側錄說：「有類事情，你要進了剪接室才知道。」
因為剪接在他，既不按照劇本，亦非依循分鏡，如今我很明白，他貨真價實是「剪接機上剪接」。剪接的判準，他唯聽命於自己的眼睛，凡不好的，悉數剪掉，只留下他眼睛審核通過的。這些不要的東西，無論它負荷了什麼重要的訊息，擔當著關鍵的環扣，他眼睛看著不好，之心狠手辣的，剪光光。正是，在這剪接的時刻，導演跟編劇分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