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到東京求學遊歷，前半年住在栃木県的小山市（家兄的公司宿舍），後來為了通車考量，經由好友介紹，在杉並區的阿佐谷找到了一間木結構公寓，總算有安居的處所。因為這地利之便，半年後，我就有較多機會到神保町古舊書街找書了。有時候若時間充裕，我必定會繞到鈴蘭街裡的「內山書店」和「東方書店」瀏覽一下。因為那兩家書店的書櫃上，販售許多中國出版的日本文學翻譯書籍。當時，我仍然熱衷於蒐集這類的中譯本，所以到那裡巡視往往有意外的收穫。
據我印象所及，當時，從中國進口到東京這種專門書店的日本文學譯本，每本售價不菲，約莫人民幣定價的二十三倍之多。不巧的是，我那時候的經濟狀況糟得很，每天必須維持打工八小時，生活的木舟才能免於破漏。但是我心想，既然這些書籍有助於我在翻譯方面的精進，並可多了解日本左翼文學的發展，我沒有藉口不買下的，錯過這一次，我將來必定追悔莫及的。再說，這種物質的困境倒不難解決，平常若省吃儉用些，就能多餘些錢來買書。在那之後，時間也支持和證明我當初的決定。
與現今的情況相反，那時在東京中國書店購得的簡體書，即便這是與政治或意識型態無關的日本文學的中譯本，依照當時中國國民黨禁絕簡體書的規定，它們是不能帶回臺灣的。也許，許多臺灣知識人還有印象，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愈是被國民黨政府嚴令禁絕的政治思想的簡體書，就愈吸引著思想左傾的臺灣知識人的求索。
不過話說回來，閱讀此類的書籍，必須承擔很多風險，甚至被關進牢獄，哪怕那時只是出於叛逆的好奇，或者從絕望中找尋希望的火種而已。那時候，臺灣島內還處於恐怖的戒嚴狀態下，與中共政權誓不兩立的局面。在中國國民黨看來，這種由萬惡共匪印製的簡體書，其禍害和危險不遜於洪水猛獸。姑且不論從政大國關中心友善流出的複印本，所有進出臺灣大學周邊的影印店準備捧回簡體書的人，他們的行蹤都會自主地變得詭異起來。誇張地說，當他們感恩地付了書款，將複印的書本珍重地揣著懷裡，才剛走出影印店，這時暖風卻乍然吹來，店前轉角植栽的樹影只是輕搖了幾下，都足以讓他們產生恐怖的錯覺，以為警備總部和調查局的幹員這回真的衝上來抓人了。
換句話說，我那時在東京購得簡體版禁書，終究只能留在東京的寒舍裡自讀，這樣一來，我不得不日日夜夜盡快通讀和熟悉全書，否則就得詳細筆記。我只能說，如果你不信邪，試圖想把它們帶回臺灣團聚的話，那近乎是一種自殺行為。我曾經在東方書店裡，目睹過這進退維谷的情景。我從口音上判斷，一位來自臺灣的大學教授，顯然不知道這方面的規定，他先是喜不自禁地在書店裡仔細選書，一看到中意的簡體書，就取下抱在懷裡，沒多久，成堆的簡體書就滿懷到快遮住他的視線了。最後，他把那堆圖書送到了櫃檯結帳，並囑言請店家把這些書籍郵寄到臺灣。結果，男店員用和緩的口氣對他說：「依照臺灣政府的規定，不得郵寄大陸簡體書，就算從日本郵寄也會被臺灣海關查扣的。」這段對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好奇地轉身看去，那位中年男教授露出沮喪的神情，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我看見他拎著裝在提袋裡的簡體書走出書店，腳步似乎變得沉重，少了剛進書店時的雀躍之情。至於，他後來是如何處理那批珍愛的書籍，我自然不得而知，只能祝福他和愛書一路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