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市青島西路走進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大門，等電梯的時候可以看到一塊長方形透明壓克力的女性文化地標，上面寫著女青年會是一個國際性、宗教性、服務性的團體，這是中華民國文化復興委員會（現名為中華文化總會）在2007年選擇台北市女性地標時，給女青年會的定位，當時我也參與其中。不僅這是女青年會深烙人心的印象，資深的會員們也是這麼定位自己。
2012年，在侯天儀會長亟思重塑女青形象的感召下，我成為台北市女青年會的董事，開始接觸到世界女青年會的願景、目標、策略和歷史，好像挖寶一樣，發現了一個從未認識的婦女運動。原來150多年前初具雛形時，女青年會就自許為婦女運動和青年運動，之後也始終自稱YWCA movement，女青運動。我們在台灣一直用女青年會的稱呼，把它看做一個機構，世界女青年會卻以「運動」標舉行動性，不知不覺中流露出文化差異。
女青年會的成立是為了年輕女工。工業革命後，一波接一波的年輕女性從鄉村湧入城市謀生，工作環境惡劣，漂泊不定。看在歐美中產階級基督徒女性的眼裡，開始帶領祈禱及提供住所，雖然自稱運動團體，但近似於公益或慈善性質，而被歸為社會服務團體。然而剥開歷史表象，可以深一層看到，女青運動雖不高呼男女平等，它的足跡卻處處和婦女運動交疊，在實際行動上甚至有時超前於婦運。
人的生命如潮水，有起必有落，出生、成長、興盛、凋零，社會運動亦有生命週期，發端、集結、制度化，爾後削弱、消失。十九世紀以來，歷史長河中，多少社會運動潮起潮落，終歸消散，女青運動卻始終茁壯，展現女性跨越時空、綿延不斷的生命力。
翻開婦女史，婦運者之間相互取暖，餘溫猶存。第一次國際（那時候所謂的世界可能還只是歐洲）婦女會議早在1878年於巴黎召開，當時法國國勢正隆，在國際上居於領導地位。第二次國際婦女會議是1888年ICW（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在華盛頓召開，女青年會的第一次世界婦女會議則是 1898年在倫敦召開。這些會議都在正式的、政府支持的國際聯盟（1920年成立）之前，婦女們不僅飄洋過海、進行結盟跟會議，還於日後催生了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這些生機蓬勃的女子究竟來自何方？
十八、十九世紀，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很少，工作機會更少，上流社會把女人養在家裡，也關在家裡，拋頭露面外出工作是不光彩的事。投入女青運動的女性都受過高等以上教育、出身高尚家庭，充滿熱情、願意服務奉獻，卻沒有符合身份的工作機會。她們以宗教熱情投入慈善活動，比較不被側目。所以女青運動吸收了大批優秀志工，在全球發光發熱，創造了婦運傳奇。透過跨文化的連結，她們手牽著手、一代一代走下去。1945年聯合國成立，決定設立人權委員會，但僅有的四位女性代表卻堅持要有獨立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申張婦女權利，四位代表中有中華民國的吳貽芳。之後聯合國成為婦運的重要舞台，女青年會也始終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