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國中時第一次踏上重慶南路,也同時發現了書報攤的存在,但那時還不知道詩人周夢蝶,也不知道有一間文人匯聚的明星咖啡屋,如果早知道這位在咖啡屋所在的騎樓裡販賣書報的詩人,我應該會前往一探,可惜幾年以後,當我帶著朝聖的心情,走上武昌街,踏進了明星咖啡屋時,除了咖啡以外,我什麼也沒看到。
書報攤和書店彷彿有一種依存關係,當書店慢慢地從重慶南路消失之後,我忽然懷想起書報攤,於是在網路上古狗起書報攤的報導,沒想到跳出來的報導全是一個新的線上閱讀平台,名為「書報攤」的報導。原來在網路的世界裡,也不存有書報攤的實體概念。實體的書報攤完全棄守街頭了嗎?我從沒在書報攤買過雜誌,但很習慣書報攤的存在,他們就在騎樓邊上,靠牆立著書架,擺著一方平台,販售當期的雜誌,這些場景像是一種時代景觀,以後只能在舊報紙和電影裡重現了。
書報攤在黨外雜誌開始興起的時代,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進不了傳統書店的黨外雜誌,它們成了在市面流通的最重要通道,想來應該有不少被警備總部搜索盤查的大小故事。有意思的是,這些販賣黨外雜誌的書販,幾乎全是戰後來台的軍眷親屬或相關背景,而且領有合法的攤販執照。匪夷所思的是,彼時全台北市書報攤最密集的地方,距離戒備最森嚴的總統府竟只有一、二百公尺遠。我其實也經歷過那個時代,只是,我並沒有在那個現場,那個現場的氛圍都是日後走過時偶而想起的。我在書報攤上唯一買過的是幾把舊茶壺和幾方壽山石。在兩岸還未正式開放,往來密切,那些用報紙包起的舊壺身上,除了年深日久的泥痕,也帶著一種隱約的聯結。
去年五月間辭世的詩人周夢蝶,曾是台北書報攤的文化地景,也是獨一無二的神話,如今形逝神遠,徒留唏噓。今天就算仍有著書報攤,也不會再有周夢蝶。書報攤以聚落般地存在書街上,與1949年後國軍撤退來台的時代背景有關,書報攤同時意味著生計和安頓。我不是在做書攤的考古,只是每次走過重慶南路時,都忍不住想,書店一家一家的撤離或改裝,原本依附存在的書報攤,到哪裡去了?
書報攤其實也開始變裝了,賣起了衣服,雨傘,鞋子,或錄音帶。但還是有幾家販賣雜誌和書的攤子存在。武昌街上,明星咖啡屋的一樓騎樓裡賣起了衣服——誰接了周公的攤子?不過,轉角處的騎樓裡卻仍有一處傳統的書報攤,我於是停了下來,忍不住研究起書報攤販賣的內容︰農民曆、財經雜誌、傳記文學和各式各樣的六合彩報紙,以及懸掛在簷下、牆邊的各式月曆。這家書報攤很奇特,靠牆立著的書櫃居然還有很久沒看到的武俠小說,作家包括了諸葛青雲、曹若冰、柳殘陽和蘭立。看到這些名字,好像回到國中時期,我忍不住翻了起來。我問老闆:有沒有古龍的小說?老闆白了我一眼︰沒有,我不喜歡古龍。我還是好奇:我不知書報攤也會賣武俠小說。老闆說,他到租書店批了一些武俠小說,趁工作的空檔看的,看完了,就上架賣。原來如此。老闆可能也不喜歡金庸,沒看到金庸的小說,倒是看到了梁羽生的《冰川天女傳》。我不是很喜歡梁羽生的作品,總覺得閱讀時情感放不進去,好像少了什麼——少了一種醍醐味。不過我還買了這套絕版的小說當作紀念,出版者是風雲時代,發行者是遠景出版社。兩者同時出現在書背,也標記著一段出版的往事。
我發現2016年的農民曆也印出來了,而且有各種版本,不知哪一本賣得最好?老闆說︰你現在摸的那本賣得最好。真的?於是我又拿了一本農民曆,雖然我不種田。攤位上真沒有什麼人,在我停下來之前,老闆坐在矮凳上逗著腳邊的狗玩,看著呼嘯來去的車子。位在騎樓裡的書店也沒什麼客人,為了增加營收,鄰著走道的地方賣起了六合彩。是的,書店賣六合彩。書店和書報攤是各不相屬的存在,但命運相同。
老闆很感慨地說:書報攤最好的年代是30年前,那時書店不賣雜誌,現在書店裡什麼都賣,我們可以賣的,就更少了。我說:至少農民曆比較好賣吧。他苦笑了一下︰手機查一下就有了,年輕人不需要買農民曆。手機果然萬能。我問老闆從事這行多久了?他說他是第二代,從三歲時就在這裡,已度過了60年。60年在同一條街上?不可思議。我不好問營收,只問:還可以吧?度日子而已,他說。
度日子,這句話從祖母時代就聽到現在,原來我們都在度日子的循環中。下次再路過重慶南路,書報攤不知還會剩下幾家?
圖文/廖志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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