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最高法院民事判決96年台上字第2347號》：「……上訴人加入被上訴人，係基於法律規定而形成之私法上共同行為，且就章程之修改制定，係會員間之共同平行的意思表示一致而為之，兩造間之權利義務，即非立於雙務契約之地位……」等語，著有明文。又按，《最高法院民事判決81年台上字第1999號》：「契約僅對於締結契約之當事人間，有拘束力。原判決所引用之買賣契約書，均係兩造各自與建築商 (出賣人) 買受房屋時訂立之者，其中第一條第三項有關屋頂管理使用之約定，為何對於非契約相對人之兩造間，亦有拘 束力，原判決未予說明，即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等語，著有明文。
承前，陳主委認為「和平宣言」跟「開羅宣言」一樣屬於有法律效力的「協議」云云；然而，我們看看開羅宣言的合照：羅斯福、邱吉爾、蔣委員長、蔣夫人，獨缺日方代表；依照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至多僅屬於類似總會決議的「共同行為」，意思表示平行一致，而與契約必須對立一致，定義向左；況且，開羅宣言欠缺「日方」契約當事人，對日本當時人員何來拘束力？是以，陳主委將和平宣言比照開羅宣言，認為法律應定性為協議，恐亦與目前法學定義歧義，此其三。
綜上三者，足見草案問題多多，或許還需要有司再加斟酌，才能妥適可行。
歷史故事做結：話說日人於美國海軍軍官培里「黑船來航」後，必須簽署相關條約，鄰近俄國亦來分一杯羹。負責接待俄國使節的古賀謹一郎在日記語重心長地寫：「君主間對等交際並非國家恥辱，因為自己向對方挑釁，對方再以軍事威脅後，才做讓步，才是真正恥辱」等語，誠哉斯言！今若有機會談談，何必預設立場，加高如登天般的門檻？日人在19世紀末就有的智識，難道21世紀的臺灣人不及？畢竟「戰爭無贏家，和平無輸家」，但願國內有識之士，一同努力！
＊作者為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