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讀書和接觸台灣族群政治的時候──也就是讀小學的時候，我就常常讀到這樣一種論點：這一邊和那一邊都有偏失，我們要統合兩者之長，排除兩者之短，去蕪存菁，才好超越兩邊的混戰，整理出更實際、更有益、更能解決問題，之類之類的理解與做法。
例如，當年國編本的小學社會課本就先講計畫經濟之利弊，再講自由經濟之利弊，最後說，所以我國採取的是「計畫性自由經濟」。又如，侯文詠《離島醫生》一篇寫他叫官兵抄書上寫的老蔣思想，那篇官樣文章說到什麼懷黑德（或譯懷海德），說到唯心，說到唯物，最後說先總統 蔣公考量到兩者各有偏頗，所以統整出了一套「既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的「心物合一論」，看起來就很威。
讀到國中，歷史課本上介紹黑格爾的「正反合」辯證法，也是循這個思路去介紹。後來我聽說黑格爾這部份理論的真意不是那樣，但我們都是就這樣理解了。你不用多花腦筋，就會覺得沒錯啊，這道理很對。如果多心一點，你或許會想，如果這道理那麼簡單，那為什麼人家到十七八世紀才想出來？那些被歸類為某一端如「計畫經濟」「自由經濟」「唯心」「唯物」「正」「反」的人，都是死抱極端立場的笨蛋嗎？他們不會去爭說自己才是比較高明的那個「合」嗎？
當然，課本有說這「合」也會形成新的「正」，然後又會有「反」，如此重覆下去；但你若能在自己的時代取得一個「合」的歷史定位，那就是很厲害的了，例如東漢鄭玄兼治今古文經學，終成一大家。但既然「兼治今古文」聽起來就很對、很有道理、很能集大成於一身，那為什麼直到鄭玄才想到、做到？
可惜這些疑問我到大學的時候都沒有發出來，只知道清末的「官督商辦」後來搞得不怎麼樣，按理說它應該能兼具「官辦」「商辦」之長而去其弊害的，但為什麼爛掉了呢？後來我讀了很多能相當合理解釋它的論文與小說，也目睹了當代一些ＢＯＴ的完蛋（現在又多一顆台北大巨蛋了），但當時歷史課本就是沒有深入去講解。
李敖倒在這個問題上說了不少。他振振有詞說所以他主張「全盤西化」，不要再搞什麼「中體西用」。我國中時曾經很崇拜他，但總覺得「全盤西化」不太對，還是應該調和折衷的，只要比以前更精、更好、更正確地調和折衷就好。看，即便在《李敖笑傲江湖》的巔峰時期，我對他的著迷也沒有蓋掉我對「心物合一」、「兼治今古」這些口號的好感。至於怎樣才算是更精、更好、更正確呢？說不清楚，但總要靠我們。我們總會做得比前人好吧？──過幾年我才能對此給出一個犬儒的答案：不一定，要看評論者是我們這一邊的，還是我們的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