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我讀儒學論著，才知道「計畫性自由經濟」或「心物合一論」之類名詞，是從一種典型的傳統思想來的，這思想有個名字，叫「執兩用中」。典出《中庸》第六章：
子日：「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
【現代語譯】
孔子說：「舜可真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他喜歡向人問問題，又善於分析別人淺近話語里的含義。隱藏人家的壞處，宣揚人家的好處。過與不及兩端的意見他都掌握，采納適中的用於人民。這就是舜之所以為舜的地方吧！」
如果這還不夠體現「正反合」的思維，我們還有《周易》，裡面滿滿的都是，如第五、六、七、八卦是「需」、「訟」、「師」、「比」──有需求（正）就有爭訟（反），就要尋求權威與共識來裁定分配的規則（合；師的字形是割肉的刀子，引申而有導師、軍隊的意思），然而人比人氣死人（新的反）……這樣一路推到第六十四卦「未濟」，結論是事物的變化、世間的問題永遠不會終結。這就是我們華夏民族最根本的思維模式，你就算沒讀多少書，從小到大耳濡目染的種種格言和俗語，也都是這「正反合」的子子孫孫。
「執兩用中」看起來很對，實際上也可以很對，但如果大家都這樣說，通常就會變成空話或廢話，例如什麼「心物合一論」。同時我又讀到中共在內戰時批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一時我似乎也就連貫起「官督商辦」、「計畫性自由經濟」的實情了──兼得兩者之好處，而排除其壞處，乃是好處歸我、壞處歸你也。就像李敖笑一個又拜耶穌又拜佛祖的人說「他上不了任一個天堂，卻下了所有的地獄」。
當時我洋洋得意了一陣，頗拿此與同學說笑，但也覺得這論點太輕佻又想當然爾，就沒繼續研究下去。直到幾年前做《易經紙牌》，我才發覺，我錯過了一個真正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是「執兩用中」這大可能流於簡略空疏的思維方法，對我們影響之深遠、之普遍。從古到今，我們始終不乏人以「執兩用中」的思路去處理爭議，到今天還在用。
例如，1998年台北市長選戰，李登輝拋出一個「新台灣人」理論，超越（或者說跳脫、略過）了外省、本省、原漢的衝突歷史、歷史衝突，說只要認同這塊土地的，就是新台灣人。不用到現在，你當年隨便找一個人都可以挑出這理論的一大串問題，統派獨派本省外省都會罵，但結果，「新台灣人」論述變成主流了，民進黨取得政權後講這個，國民黨回來後繼續按此路線操作。「新台灣人」論述的厲害之處在，你儘管罵它偷渡、退步、裹挾、和稀泥......但因為它站到了那個「合」的位置上，你就沒法以你的「正」或「反」來跟他對抗，否則你肯定只能固守你的基本盤，爭取不到「中間選民」；要跟他對抗，你唯有另外提出一個「合」，另外一套能解決族群問題和統獨問題的新台灣人論述。不論你講得好不好，你已經走在李登輝鋪的軌道上面，你講得沒他好，沒有威脅；你講得比他好，他更高興；你在你的論述裡偏袒你的族群，也會有其他人出來反駁你，然而「台灣意識」就已經取代中華意識成為主流、主要的討論脈絡了。
